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张丛博实习生王梅竹
核心提示：编钟的曝光率最近有点高。深圳文博会河南馆，一套叶县许公宁编钟仿制品的演奏吸引万余名观众驻足欣赏;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金石之乐震撼国际嘉宾。这个在博物馆中才能见到的庞然大物，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新声。但你是否知道，这种多年前的先秦乐器堪比四大发明，它的高科技含量究竟在哪儿?有着“中国古代乐器之王”之称，为何却在秦汉之后销声沉寂?
◆钟磬之音成为河南文化展示名片
身着先秦风格服饰的演奏员，敲响了分布在舞台左右两侧的编钟和编磬，编钟的古朴浑厚与编磬的清脆灵动交相辉映，将来自近30个国家多个旅游城市的市长或代表们，带回到厚重河南的历史深处。
作为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的重要文化展示活动，5月27日“中华源”河南旅游之夜上，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使用河南古乐器演奏了14首曲目。其中既有古风古韵的诗经名篇《郑风·子衿》，也有中原民歌《编花篮》《牧羊曲》，以及嘉宾也熟知的《友谊地久天长》。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先秦金石之乐演奏。)
“Incredible(难以置信)!”从未听过金石之乐的来宾赞叹不已。类似的感受，华夏古乐团团长霍锟也曾有过。16年前面试时，当他听到琴曲《关山月》从琴师指尖流出后，有人敲打起编钟与之相和，“轰”的一下被镇住了，脑海里跳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画面。
“钟磬作为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宫廷雅乐的主要乐器，自然也成为我们激活文物信息，进行复原重现和演奏的重要对象。”霍锟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八音之中，金石为先”，编钟被誉为“中国古代乐器之王”，适合演奏多种中外名曲，用钟磬欢迎四海宾朋，意义不凡。
当晚，钟磬之音荡漾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巧合的是，根据文献记载，编钟便是在轩辕黄帝时产生。《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时的一位乐官伶伦，奉黄帝命令和大臣荣将一起“铸钟12口，以和五音”。这种青铜打击乐器，从三千年前的夏王朝的铜铃开始，到商代的铜铙、西周的镈(bó)钟，东周的各类编钟，形制越来越复杂，编列越来越大。
叶县许公宁编钟仿制品亮相深圳文博会河南馆，备受瞩目。郭端鹏摄影
而在前不久的深圳文博会上，叶县许公宁编钟演奏区域也位于河南馆醒目位置。会展期间，许公宁编钟乐团共演出30余场，演奏《不忘初心》《梁祝》等8首中外曲目，吸引了万余名中外游客驻足欣赏，成为媒体聚焦热点。只是，或许由于曾侯乙编钟声名过盛，现场能听到观众好奇地询问：“编钟不是湖北的吗?”
事实上，金石之乐与河南的渊源已久。伴随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响彻太空的《东方红》乐曲，便是用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年出土的一套铜编钟演奏，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仍音律准确，现藏国家博物馆。
对于河南出土的金石乐器地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的总结可见一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齐全，主要以先秦遗存为主，且多具有典型性——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编铙5件一组，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组;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孙诰钟，共26件，仅正鼓音就可构成七声音阶，加上侧鼓音可构成完整的半音阶，可旋宫转调，与现今的十二平均律十分接近;郑韩故城遗址出土的编钟里，4件组编镈与10件组双组纽钟的组合形式，在中国青铜乐钟向组合化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安阳武官村的商代虎纹特磬，制作精美，是现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石磬之一;郑州大河村陶铃、偃师二里头铜铃等，对研究青铜乐钟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闪耀深圳文博会的叶县许公宁墓编钟来头也不小，年3月出土于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公宁墓，它的规模仅次于曾侯乙编钟，但至少要比曾侯乙编钟早出百余年，堪称中国音乐考古学上又一次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郑州大学音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艳说：“我省不仅出土了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贾湖骨笛，而且出土先秦音乐文物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尤其是先秦的钟磬礼乐文物，绕不开河南。”
◆编钟科技含量比肩四大发明?
提到编钟，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子初从不吝啬溢美之词，除了艺术和技术层面的推崇之外，这位资深的音乐考古前辈还特别强调了“高科技”。
“编钟的调音调律技术，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今天通行全世界的音乐标准，在编钟上面已经是成体系的理论，如此高科技含量的发明，丝毫不亚于我国的四大发明。”
(郑大音乐考古研究院里，尚未装架的晋侯苏编钟仿制品)
在郑大音乐考古研究院的陈列室里，一套按照晋侯苏编钟原样仿制的编钟尚未装架，能看到它的内腔有明显因调音而锉磨的沟槽。陈艳研究过诸多出土的青铜编钟，她说：“先秦的编钟有正鼓音和侧鼓音，但这‘一钟二音’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人工磋磨调试的，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编钟内侧的音梁，随时间推移从不成规则到条状等规则形态，说明历经了慢慢发展的过程。”
在学术界，“一钟二音”的认定颇具戏剧性。年，音乐考古学学者黄翔鹏在考察西周钟时提出过“一钟二音”的规律，但由于几乎全世界对钟的认知都是一个音，人们对这个猜想半信半疑。不料，一年之后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上面，竟然有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不言自明，使学术界普遍确认了先秦“双音钟”的存在，并认为这是一个极为先进的声学首创。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高科技”的乐器，先秦人是如何做到的?这还要从孔老夫子感叹的“礼崩乐坏”说起。周公制礼作乐，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与宴乐都离不开钟磬这类礼乐“重器”，并以其数量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遭到破坏，各路诸侯纷纷崛起，无视周王室权威，擅自享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悬”规模。
(叶县编钟表演。)
“‘礼崩乐坏’客观上也可以说‘礼崩乐盛’，西周森严等级受到诸侯的挑战，但诸侯的僭越，编钟编磬建制不断扩大，促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铸造和钟磬之乐急剧发展，登上了中国青铜乐器的历史巅峰。”陈艳说，先秦时期的乐师和工匠在音乐声学和乐器制造方面已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高度的工艺技能。
从事音乐考古多年，陈艳经常会产生“越研究越觉得不可思议”的感受。比如编钟的化学成分比例，对音色起着重大的作用。含锡量在13%~16%时，才能音色丰满、悦耳，恰恰许多编钟的含锡量在这个范围内，这说明在合金的配比及音色的选定方面，当时的乐师已经有了精深的造诣。面对中国的青铜编钟，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曾如此感叹：“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
◆“古代乐器之王”在后世缘何销声?
说起来，能听到金石之乐对我们来说绝对算得上一件幸事，因为“钟磬之音”的“复活”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钟磬重新在当今的世界奏响之前，中间历经了千年沉寂。
王子初对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说：“先秦发达的铸钟调乐技术，到汉代逐渐失传了，所以后来的编钟，几乎都是摆设。先秦的技术再也没能找回来。一直到今天才逐渐找回来，但用的是现代工厂，工程师是通过现代科技把调音的方法、铸造的技术找出来了。”
(叶县许公宁编钟的演奏场景)
难道钟磬在先秦之后消失了?陈艳表示，春秋战国时期，厚葬之风盛行，伴随诸侯王公的礼乐器钟、磬、鼎也跟随下葬。秦始皇横扫六国，编钟随之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到了秦汉时，世守其业的铸钟家族和乐师群体也早已星散。
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建筑遗址出土的乐府钟，是目前唯一一件秦代编钟标本。汉代编钟屡有出土，但较之周代，这时的编钟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工艺上，已不可同日而语。
魏晋以至隋唐时期多有功成作乐之举，但鲜有实物出土。唐时，“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后来掘地得钟，“众乐遂和”。由此可见，其时虽有知乐者，铸钟技艺却失传已久。至宋代，宫廷音乐机构大晟府铸造了著名的大晟钟，但与先秦乐钟相比形似而神不似。元代编钟则是拙劣的模仿品，工艺粗糙。明清时期的编钟，同为复古产物。清代编钟已是五音不调，天坛、国子监、孔庙虽然都陈设编钟，形制与音律却相去已甚远。至于乾隆年间制作的那套金编钟，16枚钟形制尺寸全同，厚薄悬殊，钟体横截面为圆形，而非先秦的合瓦形，纯粹是摆设了。
先秦编钟的铸造和调音方法如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了，但礼乐制度得以延续，编钟作为华丽的礼仪乐器，绵延后世千余年。王子初说：“秦汉之后，很多编钟成为摆设，调音多不准。这种礼乐文化最后变成了一种形式，不是真正用来演奏的乐器，大成庙、孔庙等都安置有编钟，但这些编钟都是不懂音律之人所造，是礼乐文化的载体，也没想用来奏乐。”
来源：大河客户端编辑：薛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