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诗人有仕途经历”，不如说很多“仕途之人都是诗人”。
在古代，“诗人”只是副业，仕途才是主业
古代能写诗的人肯定是读书人，像“伤仲永”一类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上过学就能写诗的神童都是噱头而已，毕竟他写了什么也没有流传下来。
“诗歌”从《诗经》时代开始就有着“美刺”、“寄托”等寓意，统治者通过民间的采诗来调整自己的施政方略。所以，“诗”是一种很实用的文体，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自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是诗人的，要成为诗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身份才行。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知道。
像《诗经》这一类的作品，现在简略地讲是民歌，但其实成诗的过程也不是由民间创作。是采诗人游走民间，倾听当时的民歌以及百姓的需求，进而对原有民歌进行改写或另行创作，将其写得工整美观，然后才能上呈给统治者来听。
也就是说，采诗人才是《诗经》作品的第一创作者，但其内容是来自于民间的呼声。就好比记者采访了一个人物，然后写了一篇专访一样，文章是记者写的，但内容是和受访者提供的。
所以，《诗经》十五国风虽然内容各不同，但是其形式都是以“四言”为主，结构都是“一唱三叹”，鲜有超过四节的内容。这种规整的形制肯定不是民歌所能形成的。
这就能知道，即使是专门和“诗”打交道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个仕途之人。更别说后来以诗歌抒发理想、志向等等情志的诗人了，他们第一身份永远不是诗人，写诗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做出的感慨。
在古代，不是谁都可以写诗的
诗文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占据着正统地位，这从先秦开始到晚清从未改变。
至于王国维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探讨，而不是说各文体在文坛上的地位。
虽然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很出名，但在宋元明清四朝，主流文学依然是诗文，词、曲、小说都属于娱乐文体，游戏之作，用来消遣而已，难登大雅。
所以，了解了“诗歌”在古代的地位，就应该知道诗歌的创作要求，那就是“诗以言志”的传统。
这么来讲，用“词”来写家国情怀，是可以的；但如果用“诗”来写男女情爱，这就不行。
我们可以同样举个例子：
明末清初大儒朱彝尊写过一首五百字的《风怀》。这首诗歌的内容有问题，写得是他与其妻弟，也就是现在的小姨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选几句节录，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乍执纤纤手，弥回寸寸肠。背人来冉冉，唤坐走佯佯。啮臂盟言覆，摇情漏刻长。已教除宝扣，亲为解明璫。
问题不是出在他与其小姨子之间的爱情，而是不能用诗歌这一体裁来单纯地写男女情爱。
他的妻弟叫做冯寿常，字静志，所以他写了一本《静志居琴趣》的词集来讲述这段爱情。这都没有关系，但他感觉不过瘾，就用诗歌来讲述这段爱情，这就不被允许了。
当时有人劝他删掉这首诗，以他的名声死后是可以进入“儒林传”的，被当做一位大儒来配祀孔庙；但是，如果他不删这首《风怀》诗，那么只能归为“艺林传”，身份地位天差地别。
当然了，朱彝尊的回复是：
渠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
为什么现在“诗人”能成为一种职业？
自称“诗人”为职业的，最典型的就是明末清初的文坛盟主吴伟业，他前半生仕明，深受崇祯皇帝厚恩；后半生仕清，深为顺治皇帝所倚重。所以他感觉自己做了“两截人”，二臣的身份让他死后没有面目去见崇祯皇帝，所以留下遗嘱：
吾死后，敛以僧蓑，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伟业之墓。
可以看到，这是万般无奈下的选择，才以“诗人”作为一个职业。
但是，自现代以来，出现了以创作“诗歌”为谋生手段的作家，他们自称“诗人”，而现代诗歌的没落也正是从此开始。
没有了深入社会体验民间诉求的经历，就没有了表达民间诉求的功用；而没有了其他职业的支撑，也就没有了“感时忧愤”或“振奋人心”的情怀。
这一批诗歌开始讲述诗人自己的内心苦郁，将“诗以言志”的传统彻底抛弃。表达的蕴藉从“情怀”变成了“情感”，这两者是有根本性差异的。
比如杜甫的诗歌，对战乱的痛惜以及对百姓的同情是情感，但是诗中流露的忧国忧民就是情怀。古代真正的诗人是用情感来表达情怀的，以此来讲述大众的心声，引起广泛读者的共鸣，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流传千古。
但是，现代的诗人是用诗歌来讲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标榜孤独与抑郁，这都是个人的情感，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这样的作品在北岛等人之后，充斥于现代诗歌里。
所以，在古代，“诗人”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身份，他们真正的职业在“仕途”，他们的作品是为了自己修齐治平的理想而创作的。
这一点与当下的“诗人”迥异。
如何来写作优秀的诗歌，王国维学贯中西的“内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