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礼是指围绕教育而进行的各种仪式的举行和礼仪的学习，唐代礼学教育除礼经的学习外，还包括释奠礼、拜师礼、束脩礼、谒先师礼、齿冑礼、乡饮酒礼等与教育相关的各种礼仪的学习。唐代以学校教育为特征的学礼制度逐渐定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各种礼仪规范逐渐制度化。学礼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得以普遍实行，是国家推行儒家教化、树立国家合法性和正统信仰的重要手段，在稳定政局、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释奠礼，唐代确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庙学制度。“庙”即孔庙，原本是单独祭奠孔子的地方。“学”是指学校，即教书育人、传道受业的场所。早期的孔庙是独立存在的，并未与学校空间相结合。中央官学之内建置孔庙始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孝武帝采纳了尚书谢石修建学校的建议。
国学在第二年建成，此“庙屋”中的庙即孔子庙。地方官学之内建置孔庙不晚于北齐文宣帝。而从中央到地方官学均设置孔庙，则要到唐高祖、太宗以后。唐太宗又于贞观二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贞观四年（）下诏州县皆立孔庙，又称文宣王庙或文庙。此诏令标志着唐代庙学体制在政治层面正式构建起来，自此以后，唐代定期在国子监孔庙内举行释奠礼，它成为学礼中最重要的礼仪。
东晋太元十年（），朝廷在太学内设立孔子庙，作为举行释奠礼仪的空间，于是孔庙与释奠礼仪结合起来。释奠礼在南北朝时期依然进行，到北齐时建立了每年仲春、仲秋二日释奠的常祀制度，这一制度影响深远。隋代不仅将释奠制度固定下来，并且扩展到州县郡学，祭祀日期也效仿《礼记》增加为每年四次。
唐代释奠礼在延续魏晋南北朝隋朝旧制的基础上进行完善，隋唐前释奠礼与嘉礼更接近，而唐代礼典中将释奠礼归为吉礼，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层面，成为独立于天神、地祇、人鬼之外的祭祀礼。
释奠礼的祭祀核心是“先圣先师”。在唐前“先圣先师”并非特指，而是一种统称。唐高祖武德年间，下令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并令中央国学建周公、孔子庙各一所，采用隋时四时致祭的制度。高祖于武德六年（）、武德七年（）年亲临释奠，并下诏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享。
高祖之规定参考了汉制，一来有复古之意，二来有政治上的考量，唐初政治倚靠关陇集团的势力，“以周公为先圣，揭示正统在关陇”铁唐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房玄龄、朱子奢提出“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此建议得到太宗的认可。
到贞观十一年（），太宗追遵孔子为宣父，并下诏撰定《贞观令》，“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成为《学令》中的条文之一。太宗此举将教育意义摆在了政治意义之上，教师之重要性也因孔子地位的确立而得以彰显，“自此以后，古来主张所谓的道统告于治统说。”
高宗永徽年间曾一度恢复到高祖武德之制，但显庆年间又复旧，孔子子的“先圣”地位得以最终确立。孔子“先圣”地位的确，“就儒教传承而言，以孔子为先圣之主张，终究才属于正规，在学校举行释奠之礼，才使教育意义重于政治意义。教师之为圣职，因孔子之先圣地位确立，而获得落实。”除祭祀先圣先师外，孔庙的从祀制度也在不断完善。魏晋以来，孔庙祭祀皆以颜渊配享。
开元时期，从祀的人数扩大为十哲、七十二子及二十一贤，组建了一个“以孔子为圣人，以历代儒家学者为师的人数庞大的圣贤团队，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权威体系和标准，这个以实际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为标准的体系，使儒家圣贤从汉魏以来神的光环中分离出来，成为以经师学者的团队。”释奠礼流程中最重要的是三献仪和讲学。三献仪中祭主的身份最为重要，不同等级的释奠礼，祭主的身份也不同。
说明高祖将释奠礼完全归于“学”，与“政”没有太大关系。许敬宗则将地方释奠礼与“政”相结合，此举一方面通过提升儒家先圣、先师祭先代学者的地位，并配合以高级别的祭祀待遇来展现帝国对儒学，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行政官员代替学官主祭也体现了教育政治化的意味。这种思路被继承下来，“学”与“政”的联系则通过地方释奠礼中的祭主身份而展现。
释奠礼在祭祀礼仪完成后，往往还会有讲学的部分，通常由学官或者经学大家讲解经书，有时也会引儒释道三教进行辩论。这里我们只说一下礼经的讲授情况。唐代释奠礼定期举行，几乎未曾中断。尽管安史之乱后政局不稳导致诸多礼仪无法顺利进行，但释奠礼却少有缺行，究其原因，“固然有帝王儒教治国统治策略在起作用，士大夫群体对孔庙释奠礼仪的坚持支持亦是重要原因。”
为何士大夫群体会对释奠礼如此执着，从现实因素来看，一方面由于释奠礼在中央、地方官学中长期、固定地举行，逐渐形成儒家礼仪传统，随着庙学在全国各地的建立而生根发芽，甚至成为“天下通祀”，尊崇孔子也成为了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修建、修缮孔庙不仅是官员的“功绩”，同时也是读书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无论文官、武官都以能够为修缮孔庙出钱出力为其“功德”，这样更加强化了释奠礼的重要性。
从精神层面来看，孔子是天下读书人的“信仰”，是儒家的“圣人”，无论政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孔子的功绩的都是无可替代的。对孔子思想的认可，对成王成圣的向往，祭祀孔子就成为士大夫群体“心灵的祀典”。唐代中后期释奠礼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祭祀孔子、尊师重道及尊圣崇儒，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儒家学者的精神寄托，正是千千万万人的坚持和努力才使得释奠礼延续不断。
二、拜师礼，隋废三师，唐贞观年间复置，关于唐代皇帝拜三师之仪史无明确记载，但有皇太子拜师仪可做参考。《开元礼》中记载的见师礼非常详细，除拜见与答拜过程外，还伴有音乐和仪仗，礼乐结合，更显尊师之意。自隋炀帝大业三年废三师，唐高祖武德七年不置三师，唐太宗贞观六年“置三师之位”，贞观十一年三师之官职入《贞观令》。
这种逐渐将三师官职恢复并纳入贞观令，确定皇太子拜师礼的采纳过程，不仅体现唐太宗“严教子孙，欲皆得安全”之想法，更是出于“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的担忧，反映出唐太宗为保证李唐王朝继承人的素质，与李唐政权长治久安的深远考虑。尤其是唐太宗在废太子李承乾，改立晋王李治后，再次强调拜师礼，皆是唐太宗认识到了太子三师的主要责任是为皇太子“育德”，而强调拜师礼的就是希望太子能够尊师重道，虚心求学，培养好德性。
三、束脩礼，束脩礼是学生拜见先生以受业之礼。“束脩”本指古代诸侯大夫互相馈赠的礼物，后来又代指致送老师的酬金。学生呈送十艇肉脯给老师，老师接受，这一刻意味着师生关系的正式确立。束脩礼虽是古礼，但历代延续不断。唐代束脩礼也是学子入学必行之礼。
据现代学者复原天圣令的研究成果，唐代州级的学生与普通州学生亦不同，他们所缴纳的束脩要少一些。缴纳物品的价值不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朝廷对庶民阶层子弟的体恤之情。《大唐开元礼》中有束脩礼的详细规定，分为“皇子束脩”“学生束脩”“州县学生束脩”，此外唐代私人教学中也保留了传统的束脩礼。
四、谒先师礼，谒先师礼是唐代新创之礼，始于开元五年（）。观礼的官员范围和级别大大降低，原先是全部五品以上清资官参加的观礼活动，改为只需东宫五品以下官员参加，如此一来，谒先师礼由朝廷官员参与变成了太子的东宫官员参与。这一变动恐怕与前太子李瑛被杀，改立李亨有关。太子废立在当年六月，贡举人入京在当年十月，颁诏时新太子入主东宫未久，谒先师礼改以东宫为主的意图与开元七年玄宗为李瑛大办齿胄礼的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开元五年（）谒先师礼已经成为“常式”，但在《大唐开元礼》中却未有收录，因此具体的流程不得而知。从两份诏书中只能观其大概，主要活动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拜谒先师之礼，其仪与释奠礼类似；其二是学官讲学，质问经义，并设食。
安史之乱后，受战乱影响，学校倾颓，教育不振，谒先师礼的流程也开始趋简。谒先师礼虽然是唐代新创之礼，但是却成为唐代中后期的常行之礼，体现朝廷了兴贤进士之意。谒先师礼到宋代依然在举行，可见其影响还是很大的。
五、视学礼，视学礼是古礼，首载于《礼记》。此礼最早与天子养老、释奠之礼相伴而生。东汉时期确立了天子视学礼的主要仪式和内容，其礼仪活动有选拔人才、讲论经义、唱奏雅歌、奖励博学等，为魏晋隋唐视学礼的规范和制度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东汉之后，天子视学逐渐成为天子“幸学”、观释奠或皇太子幸学、释奠的礼仪。汉唐间此礼虽久行不废，但是具体程式多有变动，且天子养老的部分渐趋浸废，讲经倡学成为其主要功能。唐代沿袭隋制，皇帝“幸国学”之礼多有施行。高祖此次视学，一是观释奠仪，二是引道士、沙门与博士相论辩。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流程与高祖时别无二致。
从实质来说，视学礼其实就是皇帝或太子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的时候亲自前去观礼，但由于身份尊贵，官员们要为皇帝或太子做一些特殊的礼仪安排，参与的也人数比平常多，准备的过程也会繁复许多，如居止之处所、仪仗、位次等都需认真安排。玄宗时期，通过礼典将视学礼的流程固定下来。
《大唐开元礼》卷五二《皇帝皇太子视学礼》中记载了详细的礼仪流程，从视学前一日的安排，到视学当天皇帝未至、皇帝入大次、皇帝出大次、皇太子就位、皇帝升坐，到皇帝、皇太子观释奠礼，观讲经，再到皇帝、皇太子还宫，可以看到视学礼礼节严整，盛大而隆重。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现实中无法完全做到如此周备，且在玄宗之后，唐代皇帝也很少举行此礼。
视学礼与齿胄礼由于有皇帝、皇太子参与，从等级上来说在学礼中是最高的，但是皇帝和皇太子并不时常参加释奠礼，相较于固定时间举行的其他学礼，二礼出现的次数是最少的。强调尊师重道、推崇儒家学说，表明德治的态度以及对皇太子的“鞭策”是视学礼的主要功能。
六、齿胄礼，齿胄礼是太子入学之礼，此礼的目的在于让国人通过观看太子入学序齿之仪，“众知父子之道矣”，“众著于君臣之义也”，“众知长幼之节矣”饗齿胄礼在先秦时期便“转化成为皇太子幸太学、国子学观释奠等学礼的施行，并举行与学子的齿胄仪式，以显示皇太子是奉行尊君、亲亲、敬长之道，以引导天下士子躬行此道，而教化社会。”。秦汉已降，只有梁和唐时一度恢复此古礼，“时属特例”。
唐代玄宗开元前，齿胄礼与释奠礼常作同等看待，齿胄礼应该是释奠礼中的一个仪式环节。释奠礼与齿胄礼应该在一起举行，明显释奠礼是主礼，齿胄礼是附于释奠礼之中的。刘子玄奏议中提到太子“亲从齿胄”，而这里讨论是释奠于国学的輿服问题，因此不难看出齿胄礼是释奠礼中的一部分。
唐玄宗之后，齿胄礼从释奠礼中独立出来。从流程不难看出与释奠礼极其相似，只不过对行礼的人员进行了改动。原先齿胄礼是依附于释奠礼中，这里却和谒先师礼放在了一起。从规格和重要性来说，谒先师礼肯定不如释奠礼，这是否意味着齿胄礼重要性的降低呢？其实不然，国子学是王朝的最高学府，有资格参与释奠礼的学子也多高官子弟，因而释奠礼带有一定的“贵族”意味。
而贡举人是全国各地筛选出来的人才，代表了天下最普通的读书人，而凭借齿胄之礼，他们得以与太子序齿，这是何等的荣耀。玄宗此举，一则表达对儒学和人才的重视；二则表明对太子瑛寄予厚望，希望太子能够做好天下读书人的表率，同时，也让日后可能入仕朝堂的举子们认识太子，相当于为太子笼络人才，为其未来的政治生涯作铺垫。这是唐代举行的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齿胄礼，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玄宗之后，齿胄礼成为皇太子幸国学固定举行的礼仪。代宗、德宗时期应当还能维持齿胄礼的运行。宪宗之后，学校多荒废，学官人员也无法保障，对皇太子的教育也不甚重视，更遑论齿胃礼的实行。
七、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本是在上古时期在乡学中举行的宴饮之礼，以宾贤礼能、尊老尚齿为其主旨。作为学礼的乡饮酒礼，强调的是其宾贤礼能功能的这一面。但是汉隋以来，乡饮酒礼虽定期在地方学校或辟雍举行，但强调的是尊卑长幼的秩序，而宾贤礼能的礼仪未被明确称作“乡饮酒”。
汉隋间朝廷征召地方人才入朝为官，在诏书中常命地方“以礼发遣”，有学者认为这个“以礼发遣”即是周代乡饮酒礼中宾贤礼能的功能的延续。隋代，又有“宾贡之礼”的说法，高明士认为“此举也就将各州贡士与州学乡饮酒礼相结合”，但他同时也提到此礼“进行时间较不明确，难言制度化”。唐代以宾贤礼能为主要功能的乡饮酒礼才真正得以正名。
玄宗开元年间，作为学礼的乡饮酒礼得到进一步巩固。开元二十年开始修撰《大唐开元礼》，“乡饮酒礼”也写入礼典之中，专指地方长官为贡士举行的饯行之礼，而尊老尚齿之乡饮礼则改为“正齿位”之礼。
此种情况也说明，唐代乡饮酒礼一开始确实也延续了汉代以来宾贤礼能与尊老尚齿的两项功能，但随着学校制度的完善，以及科举制度重要性的增加，为宾贤礼能举办的乡饮酒礼成为主体，而展现尊老尚齿之意乡饮酒礼逐渐淡化了。
按照唐代贡士之法规定，考试及第者“每年十月随物入贡”，以此推断乡饮酒礼举行的时间应当在十月前。文中明确提到举行乡饮酒礼的时间是七月，为我们提供了唐代真实的记录。有美景、美食、美酒、音乐相伴，在这美好又有序的氛围中，州县官员与贤能俊士们“揖让升堂，雍容就筵”，畅所欲言，把酒言欢。
乡饮酒礼的举行展示了朝廷对贤才的重视，如此风光的仪式也会让观瞻的读书人从心底里产生出歆羡之情，希望有朝一日也可得此殊荣，继而更加勤勉发奋地学习，尤其是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地区，乡饮酒礼中才俊们的“榜样示范”也为教育在地方的推行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