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绵延时间最长、家族文化最为丰富的世家大族。自西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孔子因而受到历朝统治者的尊崇，其个人不断被追封，后裔亦受到皇帝的优渥，世人称孔氏家族为“天下第一家”。
谈论起金元时期儒学发展及儒生社会地位时，多以曲阜孔氏的发展境遇作为一个重要的角度。基于此研究现状，利用孔氏婚姻及社交网络资料，探讨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金元之际婚姻对孔氏巩固家族社会地位的作用，明晰传统儒学高门孔氏与新兴武人势力结合的深层内涵。
金元之际孔氏巩固社会地位的努力
金元之际，蒙古大肆劫掠华北，兵锋所及，百姓涂炭。曲阜孔氏亦受蒙古南侵的影响，衍圣公孔元措奉诏前往汴京避乱，孔元用归附蒙古军。孔氏宗族子弟四散，家门经济特权丧失，孔氏作为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孔氏婚配对象中，武人李兴、严实、毕德诸人就是这一时期非菁英人士的典型代表，他们原本出自普通农家，投身行伍，建立功動，渐渐掌握一定的权力，成为地方军帅。孔氏家族正是利用婚姻与新兴武人势力联结，借助武人的势力巩固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金元之际，分属不同宗支的孔氏子女婚配多出现了“武人化”的特点，即结姻对象本人出身武人，或父祖为行伍出身。孔元措之女嫁于汉人世侯严忠济，孔挚之女嫁于武将李兴，孔治、孔思诚父子与武人毕德后代通婚。
蒙元初期，由于统治者汉化程度不高，加之孔氏家族内部频繁发生的衍圣公爵位争夺事件，让蒙元统治者对曲阜孔氏并无特殊的地位认识，仅仅是将儒教作为佛、道、基督诸宗教之外的另一种宗教进行扶持。蒙古人的轻视，加上朝代鼎革，使得以仕进为主要出路的汉地士大夫包括孔氏子弟自然受到极大的打击。
从社会阶层理论的层面来说，金末元初阶段的曲阜孔氏有阶层下沉之忧。与之相反，与孔氏结姻之严实、毕氏诸人，本为曲阜或者邻近州县从事耕作的普通农户，其地位与孔氏自然无需比较便知高下，但是蒙古南侵带来的社会动乱使得这种阶层差距逐渐模糊。
新兴军功家族利用了孔氏家族在曲阜地方的声名、权力，以联姻的方式使得自身在地方社会中获得了权力认同，可以说，曲阜孔氏的存在为新兴军功家族提供了家族文化转向的平台。
对孔氏来说，与武人的结姻使得孔氏的社会地位得到强力巩固。武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曲阜孔氏奔走，帮助其恢复了原先占有的经济特权。此外，孔氏“争爵”引发的家族对立也因为武人的介入而得到暂时性的缓和，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得以巩固。
总之，家族间的通婚呈现出的意义不是男女双方个体的简单结合，而是联络不同家庭以谋求更大利益的理性举动。
金蒙战争对曲阜孔氏的权力基础造成了重的冲击，这时孔氏与武人家族的结姻使得武人势力能够介入孔氏内部，他们的存在既保障了孔氏在战乱中的安定，也使得统治者能够部分接受武人的建言，适度恢复部分孔氏特权，曲阜孔氏遂吸纳了武人集团的新鲜血液，安然度过了金元易代这一混乱时期，巩固了自身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
士人对曲阜孔氏地位的认同与质疑
在家族社会地位的合理性认同建构中，士人通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氏社会地位的巩固不仅在于自身的努力，更源自士人对曲阜孔氏的地位认知。
士人观念的变化从侧面也反映了曲阜孔氏社会地位的变化。本节将从从士人的视角出发，考察“圣裔”认同的内涵、士人对南北二宗及袭爵问题的看法，从他者的视角揭示曲阜孔氏社会地位的变化。
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家族内部主要面临两个危机，具体如下：其一，孔端友南渡导致家族分裂，孔氏南北二宗在宗法地位上出现对立。其二，孔氏北宗内部争爵，大宗与小宗的长期争斗导致家族分化。。
在孔氏面临家族危机的背景下，士人对曲阜孔氏是何种态度呢？全真派道士萧元与佛教禅师海云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积极向蒙古掌权者之一的耶律丑山建言，帮助恢复孔氏特权。尽管大蒙古国时期儒教的社会地位实际低于佛、道二教，但佛、道两家对于曲阜孔氏的传统优渥地位仍旧是认同的。
海云强调了孔子在中原文化塑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又援引前朝袭爵旧例，希冀蒙古统治者能够继续实行衍圣公制度。可以说佛教人士对于孔氏社会地位的认同是以尊崇孔子为前提的，曲阜孔氏子弟身为孔子之后，自然获得“圣裔”的身份认同。
士人称孔氏子弟为“圣裔”，孔门为“圣门”，足见曲阜孔氏传统儒学髙门的地位在士人观念中未动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圣裔”认同本质上是士人对孔子后代的血缘认同，而非源自孔氏子孙自身的文化建树。
蒙元初期，孔氏子弟自身的文化水平、儒学素养事实上是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粗鄙的。蒙元初期的曲阜孔氏在文化上难称有建树，其在政治上获得士人的帮扶多是因为自身是孔子之后的缘故。
蒙元初期，士人对曲阜孔氏子弟的情感事实上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从血缘上来说，孔氏子弟是孔子之后，有着“圣裔”的身份光环；另一面，孔氏子弟“诗书不通”，专于求仕的窘态又使得这些士人为其抱憾。
为弥补这些“圣裔”们在文化上的短板，士人多建言蒙元统治者，希望政府扶持鼓励孔氏子孙研习儒学。士人在孔门学风不振的情况下，并未过分指斥，而是希望孔氏子弟能研习儒学义理，为将来出仕做好准备。
得益于士人的帮助，孔氏子弟身份与学识的差距因为后期的儒学培养逐渐缩小。此后，随着蒙元统治者对曲阜孔氏的政治认同加深，北宗为大宗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元明鼎革后，随着传统夷夏观念的回归，明代士人对于北宗孔氏的大宗地位又出现了质疑，并且反映在了孔氏家族史志书写中。
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
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有着两个层面的变化。
从婚姻层面来说，金蒙战争使得传统菁英家族一一曲阜孔氏面临着阶层下沉的危险，孔氏在社会流动加剧的情况下，与新兴武人家族进行了通婚，使得曲阜孔氏得以安然度过外部政治危机，舒缓了内部家族危机，巩固了自身作为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
从社交网络层面来说，元代士人对曲阜孔氏的地位认知是在不断变化的。士人造访阙里、拜谒孔庙的行为除了表达对儒学先圣孔子的崇敬外，还有对孔氏子弟的“圣裔”认同。
这种“圣裔”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血缘认同，而非源自金元时期孔氏子弟的文化建树。在南北宗袭爵的问题上，士人意见未能达成统一，部分如王恽这样的士人仍旧认南宗为大宗。元朝中后期，随着孔氏子弟出仕渐多，统治者对孔氏认识愈深，北宗孔氏的大宗地位方才确立。
但是孔氏南北宗的大宗地位之争并未沉寂，随着明代夷夏之防观念的回归，对曲阜孔氏质疑的声音逐渐扩大。士人对孔氏的认知变化反映了曲阜孔氏社会地位的巩固并非一帆风顺，其大宗地位一直面临潜藏的挑战。
与明清时期相比，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的社会地位具有不同的特征。金元之际婚姻对于孔氏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巩固孔门社会地位上。蒙古南侵、贞祐南渡使得华北地区出现大片的权力真空，孔氏家族无力维护曲阜地方的社会秩序，遂结姻武人势力，借助武人势力维护孔氏作为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防止家族阶层下沉。
反观明清两代，孔氏子女的配偶多出自书香门第，鲜见武人，如孔弘绪元配之父李贤为进士出身，孔闻韶元配之父李东阳亦为明代大儒。明清两代孔氏的通婚更多是为了彰显孔门“诗书门第”的形象，家族地位并没有像金元之际那样的兵祸威胁。
明清两代士人与孔氏家族交游颇多，且多为名宦大儒，他们盛赞孔氏家族为“诗书世家”，全然没有像金元时期士人那样对孔氏学风不振的质疑。在孔氏南北二宗何者为大宗的问题上，虽然存在小范围的争议，但是明清时期大多数官宦、士人都认可了孔氏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其大宗地位亦获得认同。
总之，金元时期曲阜孔氏社会地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金元之际孔氏家门地位依靠婚姻得以维持，士人对孔氏家族仍旧秉持“圣裔认同”的态度，孔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在蒙元中后期逐渐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