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下》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郑玄注曰：“重先祖及国之用。”宗庙的重要与尊严，在文献中的记载可谓俯仰皆是。庙，古作“庿”字，《说文》曰：“庙，尊先祖貌也。庿，古文。”《古今注》：“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之形容也。”古“庿”字取容貌之意，汉儒音训亦明言此理。郑玄《毛诗传笺》云：“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因宗庙是供奉祖先神灵之所在，通过《诗经》的部分篇章记载，也可知宗庙之庄严肃穆。《诗经》里的颂诗都是有关宗庙祭祀之礼，这些赞美的诗篇除了歌颂祖先之外，更主要的作用实则使后人在庄严肃穆的礼仪中产生一种体认之情和敬畏之心。《礼记·祭统》云“祭者，教之本也已”，宗庙之设的本来目的就是教育后人，使之了解历史，体会到自己本身就是历史之延续。自己既然已经承受了祖先的荣耀和遗产，自然有责任去珍惜之、维护之、传递之，而不会去中断之、糟蹋之。宗庙和祭祀，正是这样一种示范社会和后人的一种特殊场所和仪式，是中国几千年来实行道德教化的一个主要方式，而使中国民族的生命永在，以不致于受环境的影响而同化或变质。
先师孔子是中国文化语义化的总代表，孔庙更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象征。在历史上，其非但是孔氏族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更是国家政教制度的最重要载体，同时还是天下士子所共尊的“祖庙”。自汉代开始把孔庙纳入国家祀典之后，其所承载的正是对文明的记忆、和国家政教制度的总结。《荀子·礼论篇》、《大戴礼记·礼三本篇》和《史记·礼书篇》皆言“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也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一个极其显著而又殊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孔子明伦理之道以教化天下，万世赖之。在古代中国，历代王朝莫不奉孔子为宗，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蔚然大观，惟其如此，历史上不管政权如何更迭，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是以直到清末，儒臣庞钟璐《文庙祀典考》亦云：“夫欲敦教化、厚人伦、美风俗，必自学校始。学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贤先儒，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文庙祀典考·奏摺》）
“凡礼，皆因于祭。”《孝经?广要道章》一言以蔽之定义“礼”：“礼者，敬而已矣。”注疏也说“敬者，礼之本也。”礼的核心和本原第一就是一个“敬”字，无敬则不成礼。《礼记?曲礼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曲礼曰：毋不敬”，孔颖达疏云“毋不敬者，人君行礼无有不敬，行五礼皆须敬也。”传统的“五礼”——吉、凶、军、宾、嘉，无一不是以敬畏、恭敬、谦卑为出发点。五礼六仪之实践，无不主于敬。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惟至诚乃能尽其性，亦惟至敬方能致其诚，是以礼之本，敬为大。到了朱子则更认为“毋不敬”点明了礼的本原，统领《曲礼》全篇。此亦与《大学》所云“诚心正意”、“修身之本”而相契。
为保持和保证先师庙庭的庄严，从历代政令的制度层面上，亦相沿不替。宋太祖建隆三年诏文宣王庙定仪制令，立戟十六枚，再至徽宗大观四年更提高至立戟二十四枚，明清两代又专于庙外设官员人等下马碑以警世人。而孔庙礼器、乐器和舞器之属，皆寓有极深之涵义，故孔庙（文庙）专设礼乐库，平时储存典守，惟遇祭期之时，先行查点，遇损补修，以承祭事（《文庙丁祭谱·学宫事宜》）。有关这种制度，或此或彼，在孔庙史上历代皆有之。文明主线虽如此，但历史上每逢文明凌夷之时，文饰舛杂者实亦有之。《魏书·卷七》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延兴二年所颁布的一道诏令云：“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著名学者黄进兴先生在《犹入圣域》一书中引用这段故事时，亦举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见南京孔庙两庑，摆设电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每逢象征古代“大合乐”摇滚曲启动时，立即手舞足蹈、喧哗异常。是以遂发出“悲凉”的感慨：“千六百年前，西晋之乱，阙里被寇，庙貌残荒。有朝臣路经该处，目睹‘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感慨‘万世宗匠忽焉沦废’，至不觉涕流。这种‘悲凉’的情怀，不意于今重现。”（《犹入圣域·原序》）
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有成均之教，先之以乐德，继之以乐语、乐舞、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此皆成均教之。所谓成之者，成其体、成其礼、成其用也。古代雅乐有祭祀乐和燕飨乐两类，祭祀乐用于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燕飨乐则用于朝会、宴飨等场所。孔庙雅乐正是前者，是专为祭祀孔子之用，其所表现和歌颂的正是先师孔子之德。德行是心性的端正，音乐又是德行的光华。乐舞相谐，是以煌煌儒宫，明礼报祀。黄进兴《犹入圣域》又引元儒袁桷《清容居士集》所载元代关于孔庙对有司的诏令云：“益加明洁、屏游观、严泛扫，以称创立之美，敬而毋亵神明之道。”孔庙祭祀乐舞，更是自古以来极其庄严神圣之事，绝非今日有所谓孔庙乐舞表演这般。试问：非祀期，大成殿或崇圣祠前此乐舞所飨者何人？非孔子，谁又有此资格承受之？然则“礼，时为大，但必协诸义”，任何礼制皆有其时代特征，时代变迁，礼制自然要适应时代变化而作出一些变革。时下也不可能像古代那样对孔庙“屏游观”，退而言之，若以孔庙建制与礼之因革论，即使今天之“表演”，亦应在大成门外之非孔庙核心区域为是。惟期待有关方面尽快改变之。
时下这种“非时而祭”和“乐舞表演”的乱象，不但失去了最基本的“敬、诚”礼之本义，更是对祀典的扰乱、和对神灵的亵渎。夫子当年感喟“礼崩乐坏”者何？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二百余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失，皆失其本已。”夫子目睹此乱局，才痛心疾首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察其所失，皆失其本已”。失去礼义这个最基本的内涵，这种所谓的“祭祀”或“表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知该作何谓？唐代韩愈在解释孔子作春秋时说孔子实则是以“礼”，来“严夷夏之防”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大旨，主要就是给后人展示了一个礼与非礼、文明与野蛮、正当与僭伪的标准。中原（华夏）诸侯为夷狄所化，原有的先进文明丧失，乃至于率兽食人，则是夷狄，就再无资格参与中原诸侯的盟会和统驭疆垂；反之，夷狄若向慕华夏（中原）文化，渐至于与中原诸侯无异，则就是华夏。——此种文化论，乃吾国文化之要义、春秋之大旨。后世程子踵武前人之说，发微大义：“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程子以禽兽、夷狄、华夏为三大层级，以有礼无礼、文明野蛮加以区分，至为精辟，深谙《春秋》之神髓。是故，程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明儒丘濬在《文公家礼仪节·序》中亦云：“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仪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礼。”这一思想和观点，其实非但是儒学圣贤之意，同时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共识。时间过去了二十余年，黄进兴先生之“悲凉”，不意依然犹在哉！
有意思的是，清康熙四十一年有一道“训饬士子文”，其中有云：“从来学者先立品行，……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讲究？……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子衿佻达，自昔取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钦定国子监志·卷首一》）——此言，亦可谓不失穿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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