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会馆多奉神，北京会馆多敬人”，在北京会馆群中，文昌帝君、城隍土地、各路神仙已被“边缘化”，真正的主体则是古圣先贤。
文│刘征、刘艺伟编辑覃柳笛
4月8日,北京山左会馆（纪元/摄）
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会馆诞生于明代都城北京，发展于明代中期，清代达到鼎盛，民国以后才逐步衰落。
传统上，我国会馆主要有四种功能，即“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其中，会馆同乡祭祀是最易凝聚文化信仰的活动。在北京，历史上每座会馆都要供奉本地圣贤，如福建会馆供奉的是清代名臣王可庄；广东会馆供奉的是明代忠臣袁崇焕；四川会馆供奉的是明代女名将秦良玉；山东会馆供奉的是唐朝大将秦叔宝；安徽会馆供奉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特别是直隶会馆下辖的畿辅先哲祠，供奉着从上古到清代四千年来河北的古圣先贤人，令人叹为观止。
“各地会馆多奉神，北京会馆多敬人。”在北京会馆群中，文昌帝君、城隍土地、各路神仙已被“边缘化”，真正的主体则是古圣先贤。祭祖敬贤成为敦睦乡谊、加强团结、宣传乡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不仅为会馆这一社会组织构建起群体化精神与人格象征典范，更起到了树立榜样、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其中，山左会馆、商州会馆、姚江会馆较具代表性，它们都属“正厅祭祀”——利用馆内正厅供奉牌位或龛像。它们如今虽皆为大杂院，当时则是“圣人名宦乡贤”的纪念之地，与地方孔庙及其名宦乡贤祠可有一比。了解它们，能够对北京会馆祭祀文化“窥一斑而知全豹”。
《山左会馆设祭仪节》首页（刘征/摄）
堂上陈设图（刘征/摄）
祭圣人
山左是山东省旧时的别称，因此山东会馆又被称为山左会馆。它的特点是“大而杂，名且默”。
“大而杂”是规模较大，杂乱失修。作为“省馆”，山左是当年山东在京最大的会馆，该馆坐西朝东，拥有四进院落，面积达近千平方米，规模远超其他“府州县馆”，济南十六邑馆不足它一半。
“名且默”则是显赫一时，沉默一世。咸丰帝师杜受田有拥戴之功，他是山东人，在京鲁官围绕他筹建聚会之地，山左会馆应运而生，祭孔也是题中之意。民国时期，随着宣南政治地位的下降，没有办学堂，也没有大戏楼的山左馆，自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逐渐沦为大杂院。
而今，借助清末孔宪彝镌刻、王培佑重刊的《山左会馆设祭仪节》一书，历史面纱得以揭开，山左会馆及其与山东曲阜的联系逐渐明晰。
《设祭仪节》记载了公议、祭例、祭文、陈设图、祭器名义、祭品制造法、执事榜、赞唱仪节、分胙例、知会式、衍圣公等捐助祭器器目、会馆置祭器目，将祭祀的程序、要求一一写明；特别是云雷尊、象尊等27件祭器的名称和特点，祭祀所用太羹、和羹等28种祭品的制作方法，叙述得十分详细，远古的祭礼仿佛又“活”了起来。
咸丰元年（）八月新会馆落成，首次大礼即为开馆庆典，大厅前来人近百，“同乡官京师者毕集”，可谓盛况空前。祭祀所用祭器多来自孔子后裔，其中孔子七十四代嫡长孙衍圣公捐助最多。衍圣公得知山左会馆要举行祭孔仪式，便“拓阙里石刻吴道子所绘圣像谨寄至京”，又捐助祭器几十件；内阁中书孔宪恭捐助钟、鼓各一件；兵部员外郎孔繁洙捐助铜烛台、铜花瓶各二件，铜鼎一件，云缎幔一件，可见孔子后代对会馆祭祀的重视程度。
据《设祭仪节》陈设图所示，祭祀礼仪完全按照曲阜孔庙的规范进行，堂上与堂外均按标准进行陈设，与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陈设相差无几。杜受田之父杜堮明确表示：“质明行事一如阙里设祭之仪。他省来观礼者亦拜于西阶，从始逮卒，既匡既饬盛哉，昔未有也。”
从上述比肩曲阜孔庙的“待遇”可见，山左会馆的地位非同寻常，可以看作孔氏在京的“家庙”。
一本书影响一座会馆。借由《设祭仪节》，山左会馆的历史陡然清晰起来，其文物价值得以提升。一座会馆联通一个地方，过去它是“京地”之间的桥梁，现在更应成为贯穿古今内外的文化纽带。
本世纪以来，各地孔庙纷纷修缮，恢复祭祀活动。埋没已久的北京顺天府学孔庙得以复原。曲阜、衢州等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引人注目。作为京城新认识的又一“祭孔之地”，山左会馆的保护、利用，更会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与作用。
如今，西城区将该馆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腾退修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定会焕然一新，“重张开业”。
祀名宦
年（民国八年）夏，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就在这全国震动之际，一位陕西籍退休官员晏安澜在京平静地病逝了，社会名流纷纷颂扬。在宣武门外大街以西的老墙根街，他的老友吴怀清在陕西商州会馆正厅内为其安置牌位，刻石立传。
北京会馆群历来人文荟萃，商州会馆亦不例外。晏安澜便与商州会馆有着不解之缘，他甲午战后居住于此，写书回顾；因病去世后，又被供奉在这里。
晏安澜，字海澄，号虚舟，陕西商州镇安县人，光绪三年（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度支部郎中，盐务处提调、盐政院院丞，四川盐运使等职。
年，他与同乡京官吴怀清在京设立商州会馆，亦称商山会馆，作为陕西商县、雒南、镇安、山阳、商南五县公产，方便旅京学子、商人聚会，官员住宿办事。该馆中等规模，坐北朝南，共44间房，占地面积平米。年后，移交北京市房管部门，作为会馆存在了近60年，现为民居杂院，基本保留了清末始建时的原貌。
晏安澜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早岁好谈兵，覃精古今兵家言”。年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瀓率湘军出关，以安澜“耿介朴诚，实事是”，奏调行营营务处兼办督操。期间，安澜经常策马先行，安排宿营井井有条，粮食供需心中有数，对日军行迹、运送辎重情况更是详细洞察。此外，还重视了解民情，严禁士兵骚扰百姓。回京后，晏安澜将东征经历编著成《虚舟东行录》一书，成为后世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文献。他生活俭朴，在京多年无私宅，一直居住在商州会馆。
其后，晏安澜为官主持盐政多年，注重调查研究，积累经验。他整顿淮北票盐，草拟盐政办法24条，淮北盐购销减价一半，“行旅歌于途，商贾歌于市，农夫歌于野”，汝、光等14州人民受益匪浅。为搞好盐务税改，他前往苏浙皖豫湘鄂赣作了六个月的考察，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渡过淮河，访贫问苦，后力主盐务集权中央的政策，在全国实行。他还编纂了《盐法纲要》《盐政官制》《两淮盐法要录》等书。
民国八年，晏安澜在京去世，葬于西直门外法华寺。傅增湘、胡景伊、蒲殿俊等14位名人上《川绅呈大总统请立传文》，要求国史馆立传，编辑了《晏海澄先生年谱》。民众在四川乐山牛华溪建立祠堂，祠中供奉晏安澜遗像，匾书“有功于民则祭之”。
与此同时，商州会馆管理人吴怀清“建龛设主馆前院……集而致祭”，“……以院丞（晏安澜）并祀”。于是，会馆前院正厅便成为晏安澜在京的“祠堂”。
作为清末民初京城著名书法家之一的“哑道人”吴怀清，为了缅怀晏安澜及其创建的会馆，于年在馆内大门西墙上亲自书写，并请刻石高手陈云亭镌刻、镶嵌了一块《创建商山会馆记》石刻，全面记载了上述情况，使今人得以了解详情。
如今，商州会馆虽已物是人非，但家乡人民却没有忘记晏安澜等人。本世纪以来，诸多报章经常提到晏、吴等人在京建立商州会馆的事迹，对晏安澜也是赞誉有加：“不但是镇安人的骄傲，商洛人的骄傲，也是陕西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骄傲！”陕西省镇安县还在绣屏公园建设中，修起了“安澜亭”，纪念这位家乡名人。
北京商州会馆作为晏安澜的“旧居祠堂”，及吴怀清旧居、陈云亭刻石所在地，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加以保护。正如吴怀清所说，“有举莫废，是所望后来诸君子”，这里的动人故事还会被续写。
姚江胡同（刘征/摄）
奉乡贤
在著名的琉璃厂东街一座湖笔店对面，有条不起眼的南北小巷——姚江胡同，里面最深处就是过去的姚江会馆。该馆原属浙江省，也称余姚会馆。
清光绪十年（年），余姚京官邵曰濂等人捐资建馆，并刻碑为记，时有三套小院，41间房。原先姚江考进士的人，可在此免费居住。他们一旦当了官后就要捐钱接着修，一代一代往下传。年该馆移交北京市，现为民居。
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首都北京震感强烈，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外出躲避。此时，住在和平门外姚江会馆正房的同仁堂老职工雷广荣也被震醒。
此时，西间西墙皮裂开掉渣，内似有物，好奇心驱使他刮开，一下子露出一块青石，上面还有字，最后把整个墙皮都弄下来，原来是块碑。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史实，由此揭开。
雷广荣回忆，他刚来的时候，姚江会馆正厅很高，三层台阶，曾悬挂三块匾额，居中的最大，名曰“荣枌堂”；屋内还有大隔扇，明间正北放着供桌，桌后有两个石刻雕像，一大一小，半米多高，不知是什么佛，“文革”时二像被砸埋于地下。原先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仪式结束后还有糕饼分着吃。
而按照这块碑刻的记录，会馆及雕像供奉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会馆祭祀将其扩展传承下来，“崇祀先贤先儒”便是典型。邵曰濂在碑文中说：“爰于馆中构精舍，祀阳明王先生，而以梨洲黄先生配焉，使乡之官京师者春秋致祭，以景行前贤。而一邑之士之应春秋试而来者，亦皆所有宗仰。”
从碑文可知，会馆内祭祀乡贤王守仁先生，配祀黄宗羲先生，在京师当官的乡人与前来应考的儒士们在此春秋致祭。被毁的两座像不是佛祖，而是这二位先贤人物，大像应为“明中叶心学领袖”王守仁，小的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北京清代晚期的非佛石刻造像不多，这两具石质名人像应当比较珍贵，只可惜不见了踪影。
不久后，余姚的褚纳新先生从老家寻迹而来，做了详尽的采访，写成文章《北京有个姚江胡同》在《余姚日报》发表并被其他媒体转载，引起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