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年生于台北。迄今已出版专著百余种，代表作有《文化符号学》《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国学入门》《龚鹏程四十自述》《中国文学史》等，自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四川都江堰孔庙主持。近年频繁往来于两岸三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积极推动各项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管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事业。
您是如何看待书法展览的？
龚鹏程：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领域的公众化。许多原先属于私人的、生活性的事务或活动，渐被拉出来，放在公众视域中，由大众检视；或设立若干规则与法律来处理此等事，造成哈贝马斯所说的“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现象。例如父母管教小孩，本是生活性私事，可是现在有了许多法律规范之，随时可以监督或直接插手、介入。夫妻相处，更是私密性极高的事，但现在彼此以法律攻防，亦成了常态。
书法展示也是如此。过去，作者在自家书斋中写字，在自家厅堂里挂示一二。其他的，合并其收藏所得，大抵置诸衍箧、藏于箱椟。只有二三好友来访时，才会取出共赏。欣赏的地方，大抵也在斋室之中。因此书法之创作及展示，本是私人性、生活性的。方今不然，书家或被组织或自愿当众挥毫，把书法做为表演。展示的场所，则可能是广场，也可能是画廊、艺术馆。总之，绝不会在家里。此书法之公众化也。
书法报：现代书法展览兴起，使书法展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龚鹏程：书法公众化的结果，乃是可以惊俗目、可以娱广筵而不可以适独坐的。所以空间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书法的性质。现代书法之表演性、大众化、庸俗化、形式化、杂耍化，都与这一点有关。
因为在广场、现代艺廊、美术馆这类人为隔离的非自然空间，书法很自然地就要适应它，而走向大幅，或形式上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态，内容更不必讲求。因聚众围观者已不是与书法家同怀的师友文侣，而是近乎文盲半文盲的俗人，再写那些诗文，何能引发共鸣？最多写点“天道酬勤”“难得糊涂”“龙”“虎”“禅”“佛”就很够了。
我一向批判现代化，故不能认同这种创作型态，当然也就不会参加各种展览。我亦未参与任何社团、协会，所以从没人来逼我展览，孤鸾自舞，乐得逍遥。
为何近年您也开始举办书法展览？
龚鹏程：我五十岁以后，忽觉批判现代性不能只避开它，更应迎上前去，戏搦其锋，所以开始自己办展。
您的展览和通常的书法展有什么不同？
龚鹏程：形式上，我发展书法本有的个人性、生活性、私密性，延伸原先书斋和雅集的形态，在台北“时空艺廊”办展，空间极小，又只周三下午和周六、周日开放，基本属于我旅居大陆以后跟师友报告近况的见面会，只是拿书法展做个话题罢了。但它毕竟又不只是书斋那样的纯个人空间，所以我要对传统再做些拓展。拓展分两方面，一是形式上增加演讲、座谈以及写春联的活动。这些都具有公众性，但又仍是传统的师友讲习和岁时聚会。二是内容上，强调书法应是“文士书”，反对现代专业书家之说，回归古代书法之本性，认为文字、文学与文化，三者仍应结合为一。
这种形态，后来成为我办书法展的雏型。地方基本上不选现代展场，而在图书馆、寺庙、书店、书院等处；内容则批判流俗，独树赤帜，认为现今许多书家只是技工、只是杂耍、只是胡搞，没文化，不能诗文，甚且不识字。
去年，我开始进入现代美术场馆，在浙江美术馆、南昌书法院等处办展，也很成功，今后打算再继续办这类展。
从小空间走向大场馆，是您向现代艺术观妥协了吗？
龚鹏程：不然，我向来主张“贞不绝俗”或“不离世而超脱”。观世音要度化凡愚，不可能不下降临凡。反现代性者，若不能进入现代而转化之，别人恐怕也不会信服，只会嗤讽你古貌古心，对现代适应不良。所以我离俗之后，还要即俗，在世俗的场域中表现超越世俗的性质。
虽都是展览，但我会做得与一般不同。我的图录就与一般书家有区别，结合创作与理论，正式出书。展示形式也是传统装裱的发展，有现代感而又有本有源。其中甚至还包含了装置、演讲及书论，更是继续深化“文士书”的观念，要打破今日俗见、俗说、俗书，再立新的审美标准。
换言之，我的展览可能效果还不甚大，影响还不显著，但立意实迥异于一般书家，有特殊的意趣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