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地的历史沿革
自孔子死后与妻合葬于泗上，弟子们筑坟植树，为“孔林”之始。孔子之后，其子孙围绕孔子墓接冢而葬，历经两千多年、七十多代的不断延续拓展，逐渐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孔氏家族专用墓地——孔林。林内坟冢累累，碑碣如林，古木参天，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家族墓葬群，也是一座少有的人造园林。可以说，从孔子弟子一人一抔土建下第一座坟墓，到现在占地近三千亩，林内拥有坟冢十万余座的墓园，孔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它的发展沿革与孔氏家族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
公元前年，孔子去世，他的弟子公西华为其主持了丧礼。丧礼结束后，弟子们亲自为其安葬。当时，孔门弟子不仅约定为其服丧三年，还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一些树苗栽植在孔子墓旁，以寄托哀思。由于孔门弟子众多，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孔子墓旁不乏一些名贵树种。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的小树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也可以说，环植异树，“封而不垅”的孔子墓就是孔林之始。
△至圣林孔子提倡仁政德治，这种思想在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不合时宜，并不为诸侯国君所采纳。尽管孔子也因培养了很多才能出众的弟子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的去世仍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只是鲁哀公作了一篇祭祀性的文字。他的墓前除了一个六尺见方的祠坛外，既没有树碑，也没有纪念性的建筑。《孔子家语》载：“……藏入地，不及泉，而封为偃斧之形，高四尺，树松柏为志焉。”至于当时孔子坟冢的面积及当时的林地情况，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孔子之后，孔子的孙子孔伋及裔孙孔白、孔求、孔箕、孔穿、孔谦也先后葬于此。至战国末期，这里至少已有八座孔氏坟冢。他们按照古代的昭穆秩序，分布在孔子墓的周围，林地发展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公元前年，汉高祖刘邦过鲁，第一次以“太牢”（一牛，并非清代猪牛羊三牲）之礼祭祀孔子，开启了历代帝王尊孔、祭孔的先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与儒学开始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从此，历代统治者在祭祀天地之余，也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孔子墓的祭祀及修建活动由此渐受重视。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年），鲁相韩敕将孔子墓前旧有祠坛改为石砌，并造神门一间，斋厅三间。此外，还拨派若干户人专门看护墓地，孔林从此时起便有了专门的守林人。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年)，鲁相史晨对孔庙进行修缮的同时，又对孔林设守墓官员，按时进行洒扫。至此，孔林的形制才逐渐完备。
根据一些墓碑出土的地点来推测，此时林内有墓冢六十余座，为九代至十九代子孙。以孔子墓为中心，向南至洙水，向北约二百余米，向东、向西各约一百余米，面积约六万六千余平方米，与史籍记载相当，比现存孔子墓红墙面积略大。
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争使孔林遭到很大破坏，林内的建筑不仅损坏严重，所植树木也剩余很少。元嘉十九年（年）十二月，宋文帝下诏修孔子庙、复学舍、招生徒的同时，又诏卫护孔林，免除孔子墓侧孔景等五户“课役”（赋税及徭役），以供洒扫，并于林内植松柏六百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同中原文化的融合。为此，他尊称孔子为“文圣尼父”，以孔子为文章道德居天下之首的圣人。太和十九年（年），孝文帝至阙里祭祀孔子墓，并诏兖州府官员为孔子墓起园栽柏，修饰坟垄，更新碑铭。据《水经注》所记，北魏时葬在孔林内的孔氏坟墓可辨者五十余冢，“人各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冢茔之林木“不生棘木刺草，则无复遗条矣。”可以看出，孔林此时已初具规模。
唐朝建立不久，为巩固统治地位，大力标榜孔子“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把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学都要修建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年）七月，唐太宗尊孔子为“宣父”，诏兖州建阙里孔子庙，给二十户奉守林庙。又命褒圣侯朝会位同三品，赐食邑百户。开元十三年（年）十一月，唐玄宗到泰山封禅时，专门派遣礼部尚书苏颋以太牢祀孔子墓，称赞孔子“垂范百年，作王者之师”。免除孔子庙附近五户的赋税，令他们专供洒扫。开元二十七年（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玄宗下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孔子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王爵的封号。咸通四年（年）间，唐懿宗拨给五十户供林庙洒扫。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年）六月，太祖郭威平定兖州后，至阙里祀孔子庙，拜其墓，勒令地方官修建林墓，严禁一切人员到孔林中砍伐树木。
宋代时，孔林规模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中祥符元年（年）十一月，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返京过阙里，拜谒孔子庙后，又拜其墓，增加守林人二十户。其后在孔子墓左前增建驻跸亭一座，以示纪念，这在北宋《鲁国之图》中有明确的标识。宣和元年（年），宋徽宗命工匠镌刻石仪，置于墓前两侧。五年成，增孔子墓前石仪，置翁仲、甪端、文豹、望柱各一对，正式形成了孔子墓道轴线。同时，还修建思堂、斋厅等建筑。宋、金征战之时，进入曲阜的金军元帅曾下令保护孔子庙，如有违犯者，斩无赦。此时，孔林的形制已完备，墓地规模也相当宏大。《孔府档案》清档记曰：“宋鸿胪卿孔宗翰状云：‘夫子坟林，今一千六百余年，子孙皆葬其间，周围十余里。’”（《孔府档案》卷）孔元措在《孔氏祖庭广记》中对孔林前期的发展沿变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并绘有“孔林图”插页，清晰地标示出环孔子墓修建的围墙、神门、祭坛以及宣和元年的石仪、思堂、斋厅等建筑的位置。
元代，制定了规范礼仪祭祀，对林地的保护也更加严格。元明宗至顺二年（年），五十四代孙曲阜县尹孔思凯为保护孔林，“严禁樵采，……乃□而围之。……崇建一门，甚为雄丽。”（至顺三年所立《宣圣林神门记碑》）此门为孔林大门之始，位于现孔林二门处（明正德《阙里志》孔林图）。重门的设立，为明代孔林神道的创建定下了基本方位与走向。次年，又修孔林神门，使孔林更加壮观。据元人杨奂在《东游记》中的描述，此时孔子“墓前有坛，石厚三尺许，方如之，其数四十有九，后汉永嘉元年鲁相韩敕节造。东连泗水侯伯鱼墓，南连沂国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迩若此，后人增筑之也。然规制甚小，礼之所谓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坛，居摄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圣墓西北白兔沟也，二石兽状甚怪。林广十余里，竹木繁茂。”从其细腻的描述中，可见元代时孔林文化遗存之丰厚。
明代是孔林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墓冢数量、林地建筑，还是林地规模，都随着孔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有了较快的发展。朱元璋拨给一百一十五户作为林庙洒扫户，供孔府役使。洪武十年（年），五十六代袭封衍圣公孔希学，告示族人“葬累累，而东、西形势渐狭，方议规斥，以广其地。”鲁地孔氏家族文约相聚，积极响应，自愿捐地，筹得五十大亩划入林地，以“增广林田”。永乐十二年（年），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恢扩思堂，又作墓门三间。此墓门应是今日思堂西侧墓门的前身。二十年（年），孔彦缙又重建了斋厅。二十一年（年），因孔林“周迫居民烟爨千家，樵青采绿，薪干槱腐，日不绝迹。虽申之以禁戒，然难于防虞。”孔彦缙与曲阜知县孔克中出资“万缗”，并召集曲阜各孔氏族户率弟子千余人，与“庙丁”百余人一起重建了孔林围墙。此围墙非常简易，为土薪结构，即底部为夯土，上以坚硬的树木枝条加以排列，即为篱笆墙。正统八年（年），又增树文宣王、泗水侯、沂国公墓碑各一块。弘治七年（年），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重修驻跸亭、林墙，创建享殿，二门扩作城楼，并重建洙水两板桥，植桧柏数百株。这次修建奠定了孔林内部的主要布局。嘉靖二年（年），山东巡抚陈凤梧新建孔子墓神道洙水拱桥，并建洙水桥坊和子贡庐墓堂。
△至圣林随着嘉靖初年曲阜新城的建成，北城延恩门与孔林大林门之通道连通，成为孔林神道。万历二十二年（年），山东巡抚连标等跨神道添建“万古长春”石坊和两侧碑亭，栽植神道两旁的桧、柏数百棵，完成了神道环境的绿化，使整个神道显得更加庄严与肃穆。崇祯年间，因“林墙颓废”，衍圣公孔胤植与“诸宗人共商”更新林墙，“陶瓦甓，勤垣墉”，改土墙为砖砌。崇祯七年（年），兖州兵备道李一鳌捐俸重修林门、门楼、享殿，并添建孔林门前的石狮。至明朝末年，孔林面积已达十八顷，古树参天，殿庭碑碣如林，整个孔林的气势更加肃穆。
清代，是孔林墓地文化留存最为丰厚的一朝，不单是墓地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而且墓冢、碑刻遗存丰富，使得孔林充满了传奇色彩。同时，它与社会政治、文化、信仰的联系更为密切，出现了康熙、乾隆多次幸阙里，亲临孔子墓拜谒的现象。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由于明末清初孔氏家族人口日益增多，林地坟冢拥挤，墓穴重叠严重，已不能满足曲阜孔氏家族的需求。为解决这一状况，其主要办法是扩大林地面积，增加容量。从意识形态上看，对孔子的尊崇已无以复加，可谓登峰造极。此时，主要是对孔林建筑进行精心修葺，完备祭祀礼仪与设施。但在建筑布局上延续前代，没有变动。
康熙二十三年（年），康熙帝亲至孔林祭拜孔子，在孔子墓前行一跪三叩礼，并详细询问了孔林情况。当问及孔林占地面积时，引驾官孔尚任以孔氏家族人员繁多，坟积墓累，只有一十八顷回答。康熙帝问为何不开扩林地，孔尚任见机回答说：“林外皆为版籍民田，欲扩不能，尚望皇上特恩。”康熙帝答应了孔尚任的请求，要求上本奏请扩展孔林。第二年，衍圣公孔毓圻便上本奏请，将其林地按形向东、西、北三面各扩一百五十五丈七尺，总扩地为“十一顷十四亩九分”。其中孔毓圻自置地一顷一十亩，以每亩二两一钱五分银价购取孔氏及他人一十顷四亩，并奏请所购土地免除租税；设“百户”纳入朝廷选任，以负责守卫林庙，均得恩准。
林地扩大后，孔子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传铎又新修孔林围墙十四点五华里，植侧柏五百余株，基本上形成了孔林现在的规模。林墙高3.5米，厚约1.5米，四界设林头和林役看管树木。雍正二年（年），建孔毓圻御碑亭。雍正八年至十年（年—年），又用时三年大修孔林，享殿瓦色依庙工寝殿之制，改为黄色。将宋宣和之石翁仲移至孔伋墓前，而以新镌之翁仲代替。同时，还拨付大量洒扫户并委派官吏专门管理和守卫林庙。这次大修共耗银二万五千三百两。乾隆皇帝时曾九次至阙里祭奠孔子，其中三次（十三年、二十一年、五十五年）亲临孔子墓祭拜，行一跪三叩礼，增建御碑亭两座。乾隆五十三年（年），地方官员出俸钱植树，在享殿周围及红墙外、缭垣以内，补植柏、松、樟等近万株。道光五年（年），建“鸾音褒德”于氏坊。道光二十八年（年），又在孔林神道两旁植柏树一千余株。同年，遍查孔林大小树木，总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五株，这是孔林历史上树木最多的历史记载。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国家动乱，经济萧条，仅有零星修旧。年，修葺圣林是有文献可查的最后一次，也只修了孔子墓、碑亭、林门和红墙诸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孔林的发展沿革是一个动态过程。它的发展脉络不仅反映出孔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也浓缩了我国古代的风俗人情、丧葬制度、生活理念等文化信息。其地域的稳定性，也说明儒学在中国历史地位上的坚固性。
△万古长春坊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来源于《孔林——墓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