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充分说明祭祀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地处帝国边陲的土司之地，祭祀与崇拜也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事情。不同阶层的人们，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大自然、祖先和神灵们对自身和家庭施加护佑，构筑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信仰图景。
对于明清时期中华帝国民众的信仰图景，研究者们过去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但在有关华南边陲民众信仰图景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大多以某一种民间信仰为例进行探讨，因此梳理边境地区信仰体系整体变迁的轨迹，分析多样化和复杂性信仰图景的成因，仍有深入研讨的空间。
对于明清时期广西思明府民众的信仰世界，张先清、杜树海、付广华等虽然曾探讨过有关蕾沙大将崇拜、祖先崇拜等内容，但并没有呈现当地整体的信仰图景，因此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所谓官方祭祀，也就是指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员倡导和主持的公共性祭神祭祖行为和仪式。就思明府来说，官方祭祀在明代颇为兴盛，这不仅有中央政府重视的原因在内，而且也是历代思明土官加意扶持的结果。总起来看，官方祭祀以城隍、孔子、关帝祭祀最为重要，辅以坛壝之类和其他祭祀对象。
城隍神据邓嗣禹考证，“城、隍”两字始见于《周易》，两字连用则始于西汉，城隍神之起源大致始于６世纪中叶齐梁之世，指名某人为城隍神则始于唐，大致定于宋。广西的城隍信仰，早在唐代已出现，这从李商隐所写《为中丞荥阳公桂州赛城隍神文》《为中丞荥阳公祭桂州城隍神祝文》《赛灵川县城隍神文》（《全唐文》卷７８１）等祝文中即可略见端倪。
至迟在唐先天二年（７１３），广西左右江一带羁縻州在韦道桢、滕崇、黄居左等人劝谕下开始修筑城隍庙，“承其劝谕，应时修筑，自后毁坏，不复重修”。但到宋代时，这些羁縻州已是“承前先无朝贡，州县城隍不置立”。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提高城隍神地位。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正月，大封京都及天下城隍，诏示天下建立府、州、县城隍庙，规定城隍的官阶规格与当地官署的正衙相同。洪武四年，朱元璋令“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
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详，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这样一来，地方官上任之初，斋戒沐浴并祭拜当地城隍逐渐成为惯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思明府才出现城隍神信仰。康熙《思明府志》记载：“城隍庙，在府西八十步，知府黄忽都立。隆庆六年，知府黄承祖重修。”
这说明，城隍庙与土官衙门关系密切，距离府衙不到１００米，建立者为思明府首任知府黄忽都。此后，思明府城隍庙经历过隆庆六年（１５７２）、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等多次重修。
隆庆五年仲秋，因为洪水泛滥，水深达二三尺，民房圮坏，城隍庙亦无法幸免，神像被水浸泡坏掉，两旁所列鬼神幽怪之像也都荡然一空。这样一来，土官知府、流官同知等朔望行香，都没有场所。为此，土官黄承祖下令重修，“鸠工聚材，绘塑神像，金碧煌然”。
经过４０多年的使用，到万历年间，城隍庙已“廊屋破毁，壁柱崩颓，仅王神屹然尚在，而旁立护从已尽磨灭”。万历三十九年，鉴于“城隍斯一方之命，官府朔望行香之所”，所以新任思明府同知徐逢春捐柴马资倡修，兼置祭田，招僧焚香洁净，“庶几庙与天地长存，而阖郡生灵永免祸患之侵，岁膺祉福之庆矣”。
历经明末清初的战乱，再加上黄维畿争袭变乱，思明全城一片灰烬，城隍庙虽然仍然有存，“然系草盖，两旁护从之像，或圮或仆，颓殒不堪”。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思明府同知陈达到任以后，令人重塑城隍庙中或圮或仆之像。三年后，考虑到城隍庙之草将渐渐朽坏，所以高熊徵撰文倡导重修城隍庙。
至于最终修建结果如何，暂无资料可以证实。不过，到清光绪年间，原思明府所在地明江厅仍有多处城隍庙存在，如西街尾城隍庙、南门外河边城隍庙。应该说，由于明清时期朝廷对城隍祭祀的重视，城隍神成为地方最为重要的保护神。思明府虽为土官统治地区，但毕竟派有同知、通判、儒学教授等流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土官衙门的官方祭祀行为。
在流官们看来，城隍神的祭祀非常重要，不仅要朔望行香，而且可以发挥“助国之功”。正如万历后期的李同知所言，“祷神而一败禄酋于安马，再创督酋于明州，一朝雪数年之耻，雄视日南，非凭神力，曷克臻此”。
文庙及从祀文庙，亦称孔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地方上常常与儒家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教、祀结合的庙学体系。唐代贞观四年（６３０），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孔庙遍及各地。一直到明代洪武初年，文庙尚未成为“天下通祀”。
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四月，朱元璋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牧叙其功，参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缺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又命凡府州县学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俾供祭祀及师生俸廪。这样一来，孔子正式成为天下学校之通祀，每年春秋仲月两次举行祭祀仪式。同时，为了给祭孔创造条件，还发还已入官的府州县学田租。同年五月，朱元璋还颁释奠先师孔子仪注于天下府、州、县学，确定了祭品、献礼人员、祭服、时间等内容，实现孔庙祭祀的标准化。
由于文庙与学校合为一体，因此思明府在建学之前未有文庙。万历建学以后，文庙祭祀方才成为可能。思明府文庙在东门内，关帝庙右，伏波庙左，明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土官知府黄承祖、郡丞朱鸣时建。文庙正殿一座，规模宏敞，东西两庑翼然。仪门一座，左名宦祠，右乡贤祠。门前泮池，前有棂星门，俱石柱巍然。
左右八字墙兴贤牌坊，左礼门，右义路门，前照壁墙。仪门外为更衣所，正殿后为启圣宫正殿。左为明伦堂正殿，右为文昌祠。周围俱筑墙垣。随着明末清初的战乱，文庙倾毁，祭祀难以为继。康熙十年（１６７１），思明府同知王之仕升迁之际，将历任同知积攒下来的学用银移交。为此，土官知府黄戴乾与继任同知萧如芝，重修正殿１座。
康熙十三年，黄戴乾去世，庶子黄维畿争袭土官，发生变乱，结果文庙再次被毁。无奈之下，贡生谭馥、生员谭夷先后各建造草屋３间，用以供奉孔子神位。康熙二十八年，太平府知府黄良骥立序、思明府同知陈达倡导捐资，思明土官知府黄维鼎、教授高熊徵以及全府贡生督工，头目黄赞韬、郑之宸等重建，改向挂榜山，另辟泮池及棂星门，规模宏大，焕然一新。
每年春秋二祭，每次祭祀支用学用银１９两，土府管大粮头目又出银６两购置猪、羊祭品，又出白布６丈为帛２６端，并攒盒１架、祭酒１埕。在祭祀时，还芟草搭厂铺簟，由四寨六团负责。同时，鉴于启圣宫缺两哲周程朱蔡之祀，儒学教授高熊徵补设并造祭爵，还纂成《文庙木主考正》一书，对文庙祭祀木主进行了考正。
关帝庙，是以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为主祀对象的祠庙建筑。在主神关羽左右，一般还从祀着关兴与周仓。早在元代中后期，思明土官黄克顺就在思明路地建立关王庙，其旧址在思明府治东８０步。不过，具体建筑、主祀、从祀等情况，均不见记载。嘉靖《广西通志》在记述思明府坛庙时，也没有提及“关王庙”，很可能此时庙已毁圮。
到了清康熙时期，关王庙建设再次提上日程：先是思明府经历崔上焕捐修前座，尚未兴工。康熙二十八年，总理郑之宸又捐修后座，改建于文庙左之经历徐尔进塑像。对于本次庙宇建筑的具体情况，史籍并无记载。然而，随着关羽被追封为武圣，“关王”升级为“关帝”，关羽崇拜在思明府一带当更加兴盛。
光绪《宁明州志》记载了明江关帝庙概况：“明江亦有关帝庙，在东门武圣街，坐北向南。”可见，关帝崇拜在思明府故地仍然较为兴盛，还以“武圣”专门命名了关帝庙所在的街市。
在思明府降级设立的思州土州，也曾建有武圣庙。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思州土知州黄观琏在聚兴街首建筑武圣庙，奉祀关帝，“以保镇阖属之苍黎。当其时，庙俱壮观，庶奠磐石”。
数十年后，庙宇开始呈现毁圮之象。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在署思州汉堂赵凤池、思州土知州黄钟永的大力支持下，地方精英赵云展、梁升显、邓应绥等人赞助经费，重建武圣庙，庙貌巍峨，神圣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