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创作历程，与孔尚任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在《桃花扇》问世以后，形成了南洪北孔的局面，可见《桃花扇》在当时的影响。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顺治五年，孔尚任在曲阜出生，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
虽少年入学，但到二十岁才进学成诸生。多次参加科举却一直未中，到三十四岁时才典田捐纳为国子监生。在读书期间，一度隐居石门山，而关于创作《桃花扇》的想法，也在他未仕之前就已经有了。
一、未仕隐居时，仅画轮廓
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提到创作《桃花扇》的本末，“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今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也就是说，此时对于这部传奇，孔尚任还仅仅只有一个大概轮廓，还未具体度曲作词。孔尚任出生于顺治五年，此时南明弘光小朝廷已经崩溃，永历小朝廷在西南隅建立。
就其出生时间来说，孔尚任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朝代更迭，关于南明旧事，孔尚任最早是从其翁舅处得之，在《桃花扇本末》中有具体的论述，文中提到的族兄方训公，经袁世硕考证为孔尚则，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始授河南洛阳知县，在弘光朝廷也担任过刑部主事，大约在南京沦陷后归家，隐居不仕。
因和孔尚任的舅翁秦光仪是姻亲，且秦光仪因避战乱在孔尚则家中暂居了三年，才能让孔尚任有机会从秦光仪处了解弘光遗事。此时孔尚任因科举不顺，正隐居石门山中读书，但对于仕途，孔尚任似乎从未放弃过，于康熙二十年典田捐纳为国子监生，在与颜光敏的信札中，对于仕途颇顺的颜光敏也流露出艳羡之情。
“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羡矣”而将自己“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监生”的行为，形容为“支离可笑”、“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言词间透露中些许无奈与失意。到康熙二十一年秋，因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为其夫人治丧。
第二年春天，又任祖庭修《家谱》和《阙里志》，“并选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礼、乐。更采访工师，造礼、乐祭器。”孔尚任颇精礼乐器，自幼就留意礼乐兵农诸学，正因为这些家学，使得孔尚任能够于深邃的乐律颇有造诣，为之后《桃花扇》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当祭典完成，孔尚任准备归山时，恰遇康熙皇帝东巡，亲谒孔庙。
于是孔尚任“复留任襄祭事”，并在圣前讲经，并作为康熙皇帝的导游，一路为其讲解孔庙中的圣迹典故，在《出山异数记》一文中，多次流露出对于康熙皇帝的景仰之情，在看到康熙的御袍上有补缀烧痕后，便“仰叹我皇上恭俭至德，媲美神禹矣。”从在御前讲经后，孔尚任的人生自此发生了转变，被康熙授为国子监博士，随后入京，开始踏上了他的仕途之路。
二、淮扬治海时，遍访遗老
康熙二十四年，孔尚任奉旨进京任国子监博士，到第二年七月，就调往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孔尚任在淮扬治海的四年，遍交遗老，并亲自到金陵各处遗迹游玩，与遗老们的交游使得孔尚任对南明旧事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这一段经历，对《桃花扇》的创作十分重要。尤其是冒襄等德高望重的遗老。
与《桃花扇》中出现的许多人物都有往来，并与侯方域等并称为“明末四公子”，孔尚任与之交往，必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正因为与这些遗民的交往，其政治立场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孔尚任，尤其是冒辟疆属复社成员，对于明亡于何处的问题，必定带有不可避免的门户之见。
这一点从《桃花扇》中对阮大铖、马士英等极尽嘲讽，描摹丑态殆尽可窥见一斑。与遗老们频繁地诗文唱和，使得孔尚任对其才情越加敬重，因而发出了“平生知己，半在维扬”的感慨。因治海到扬州后，孔尚任见治河无策，治海官员大都耽于宴乐，使得他心生郁闷，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如《淮上有感》诗中写到具体的治河措施，朝廷还没有筹划好，而七邑灾区的庄稼也还没有收成。尾联对宴席上的治河官员发问，难道喝尽酒杯中的酒就能解决所有的忧愁吗，邓孝威评云：“一诗见公忧民之意。”宗定九也评：“观诗结句，知公敬事后食之意，见之言辞。已饥已溺，无愧荷重之托矣。”。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孔尚任的治河之心难免有所消磨，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他也开始拜访遗民，宴集唱和。在《湖海集》中，收录了孔尚任在淮扬治海期间的诗歌创作，其中关于宴集的诗歌数量颇多。孔尚任七月赴命治海，同年十一月，便与冒襄、黄云、邓汉仪等十六人集广陵邸。
“考世籍，序年齿，长者安父兄之尊，少者执子弟之礼，洗爵献郅，礼仪卒度。”并为此次集会题诗一首，黄云评云：“此先生在广陵第一会也。”此后孔尚任便开始频繁的，与当地的遗老与士人宴集，逐渐与遗老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来。在此时期孔尚任的交游考中，遗老们的影响自是不可小觑。
除了冒辟疆以外，孔尚任还与众多遗老有过交集。首先是黄云，据袁世硕考证，黄云是孔尚任在扬州与遗老们结交的说项人，孔尚任到泰州后，首先拜访的就是黄云。《湖海集》中有《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一诗，诗后黄云评云：“先生初至海陵，即过访敝庐，殷勤赠答，髙以不减古人也。”。
同时在《答卓火传》一札中，孔尚任写到：“远客在坐，有失裁答为罪。承教知欲采风海陵，深惬鄙愿。但此邦主人，仆未深交，惟黄仙老高风古节，为所引重，入偃室而说项，当无有第二人耳。”其中就提到了黄云在其中给予的帮助。黄云字仙裳，泰州人，为明末诸生。明亡后，隐居不仕，以樵者自居。
孔尚任与黄云的感情十分深厚，在与黄云分别时写下了“分手怜君头尽白，书函珍重慰长安。”而黄云也回赠以“今朝匹马临河别，斜日难禁泪不抛。”在孔尚任回京后，二人依旧保持书信往来。黄云与邓汉仪还有宗元鼎都是阅过《湖海集》的，并在不少诗作后面留下了评语，由此看见其与孔尚任的友谊之深。
宗元鼎也是孔尚任在治海期间交往过密的遗老之一，在第一次会面时，孔尚任记诗一首，诗中尾联“吴陵结社思君久，对此灯华昔夜长。”即表达了对宗元鼎此次来访，的欢喜之意。孔尚任在与宗元鼎的信札中，更是深切地描绘了二人之间的情谊，信中将两人恋恋不舍分别之情倾泻而出。
宗元鼎，字定九，别号梅岑。在明即屡试未取，入清后虽参加考试，但未接受官职就隐居乡里，在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时曾有意召见，但没有进见。在孔尚任的交游中，与《桃花扇》的创作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冒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冒襄少年就以才名著于世，“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
在崇祯年间，曾多次到金陵参加科举考试，其间结识了许多复社中人，并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列为“四公子”，与三人交往极为密切。孔尚任在淮扬治海期间的经历对《桃花扇》的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当地遗老们的深入交流使其掌握了大量的关于明末，及南明弘光朝廷的史料。
遗老们的回忆，文集著作都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建构一个关于南明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框架。与复社遗老如冒襄等的交往，更是让孔尚任颇偏向东林复社诸人的政治立场，在《桃花扇》中，对于人物的臧否就是证明。同时与遗老们的交往，也使得孔尚任对其学识、风骨心生尊崇。
使得孔尚任对其在鼎革之际，遭受易代苦痛的经历也心怀同情，进而在游历金陵时生出不少感同身受之情。在《桃花扇》的结局中，让男女主人公各自入道，让南明各人物纷纷隐居山林，到新朝也未曾出仕，这种结局安排，不得不说受当时与孔尚任结交的遗老们的人生选择有关。孔尚任受到遗老们的影响，剧本中为遗老们安排了一片世外桃源。
三、奉调回京后，终成传奇
在经历了淮扬治海四年后，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九年还京，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期间与顾彩合填了《小忽雷传奇》，直到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才脱稿完成。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自云中提到的田纶霞就是田雯，为《小忽雷传奇》和《桃花扇》都题有诗词，与孔尚任也多有诗歌唱和。
至于三易稿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孔尚任没有具体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孔尚任有收藏古董的癖好，自云：“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还专门著有《享金簿》一书，在北京任职期间，孔尚任得宋内府琵琶，得唐制胡琴小忽雷，得汉玉羌笛一。在《长留集》中，分别收录了孔尚任在得到这些古乐器之后所题诗歌。
在《享金簿》中也有记载，在得到小忽雷后，孔尚任并与顾彩合著了《小忽雷》传奇，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也提到《小忽雷》传奇是由顾彩填词。对于《小忽雷》传奇，孔尚任只是构思情节，执笔填词的实为顾彩。不论如何，《小忽雷》传奇实为孔尚任在创作传奇方面的一次练手。
到开始正式创作《桃花扇》时，顾彩未在京城，帮助其填曲的另有其人，吴梅在《顾曲尘谈》中提到：“时湖州岳端好客，南中清客如王寿熙，顾岳亭诸君，皆在岳端幕府。云亭乃与之商订音律，乃成此绝妙之词。”正因为有清客们与孔尚任一起精雕细琢，《桃花扇》最后才能脱稿，搬演上舞台。
、总结
写剧不同于著史，在鼎革之际，遗民们的无穷心事，无尽感慨，戏剧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发泄途径。由于晚明以来在剧本创作方面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遗民能通过戏曲表达内心的怨愤，并寄托故国之思。而大量的时事剧更能以曲为史，各种时事剧以戏剧的形式记载了前朝之故事。
《桃花扇》中从孔尚任自述写作目的，到对人物的描写既可以看到遗民史观的影响，又可以看到其作为仕清士人的立场。从《桃花扇》脱稿面世后，关于剧作的咏剧诗与点评就层出不穷，从文人们对《桃花扇》的接受来看，《桃花扇》中对南明的书写，已经成为了关于南明最有代表性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