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30日，爱新觉罗后裔投诉著名教授易中天，这位所谓的后裔之所以要投诉易中天，是因为看到易中天公然指责乾隆统治中国60多年，没干过好事，不是一位好君王。
他认为易中天作为教授，侮辱了他的先人乾隆，还给易中天扣上破坏民族和谐团结的大帽子，意图污蔑满后人。这件事情一经传到网上，立刻引发网友大论战。
乾隆虽然为中国国土的扩张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的确是一位奢侈无度的君王，他最为令人诟病的就是六下江南，使得财乏民困，埋下了盛世危机。
但是乾隆六下江南享乐的借口却是由康熙埋下的。
康熙比较注重实践，利用征战、狩猎、礼佛、祭拜和视察河道等机会不断进行全国巡视。康熙到全国视察了上百次，其中以巡视江南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康熙进行的首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年）。这一年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八年的战争，清朝于康熙二十一年（年）平定了三藩叛乱，二十二年（年）又击败郑经，收复了岛屿。此时的清朝是真正的天下一统，四海升平，蛮荒向化。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翰林院编修曹禾、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等大臣，分别以“恭请皇上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事”和“请仿古帝王之巡狩，以勤民事，以光圣治事”为题上疏，请康熙东巡。对封禅泰山，康熙并不重视，但是对出巡山东然后到江南却有很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他要真正目睹一下自己江山的美丽风景，顺便看一下黄河的治理状况，因为康熙对黄河的治理一直非常重视。
康熙亲政后，一直把河务与漕运列为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办理河务，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黄河的治理终于初见成效。
治理黄河图因此，当大臣们提出“封禅”泰山时，他欣然应允，以亲自视察河工。同时，康熙还希望通过这次出巡，了解民情，维系民心，所以把行程从山东扩大到半个北方和整个江南，所以康熙几次南巡都是有一定政治、经济目的的。
康熙二十三年（年），康熙离京，开始了自己的首次南巡。
康熙到永清、河间、德州，然后到达首府济南。康熙在济南停留了几日，游览了趵突泉、珍珠泉，并为题写了“激湍”、“清漪”的匾额（还好没出现夏雨荷的前辈）。然后登泰山极顶，到“孔子小天下处”，书写“普照乾坤”，又到东岳庙，亲祀泰山之神。然后视察河务，召见河道总督靳辅。
接着，到达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清河县，改水路沿运河下江南。
到达镇江后，康熙去金山、焦山溜达了一圈，还为金山龙禅寺题“江天一览”的匾额，后继续南下到达苏州，然后返回。
先到江宁，康熙亲诣明孝陵奠祭，作文章《过金陵论》。然后北上到达曲阜，康熙亲诣孔庙，向孔子像进行祭拜，并听孔子后人包括《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等人讲解儒家经典。然后走陆路回到北京城。
第二次南巡是康熙二十八年（年）正月。皇长子允褆随驾。按照第一次南巡路线，经过济南，泰山，宿迁等地，康熙召集两江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大臣一起巡视河务。到达清口渡黄河，改水路南下。到达苏州。但是这次康熙在苏州没有返程，而是继续南行，最后到达杭州。在绍兴祭祀禹陵，又返回杭州，游览岳飞庙、西湖。然后杭州返航。
第三次南巡是十年以后的康熙三十八年（年）。这次南巡与以往不同，一是随驾的皇亲众多，除皇太后外，还有皇长子允褆、皇三子允祉、皇五子允祺、皇八子允禩、皇十三子允祥、皇十四子允禵等等，二是因为天气渐暖，河水解冻，所以自京东大通桥开始，就乘船沿水路南下。
康熙在乘轻舟巡视了洪泽湖边高家堰、归仁堤后，又回到清河县接皇太后渡黄河。然后去扬州、苏州、杭州。三月二十九日，自杭州返程。
北上的时候，又到江宁祭拜明朝孝陵，并在孝陵树“治隆唐宋”碑，后沿运河北上直至通州回京。
第四次南巡是康熙四十二年（年），康熙带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允禛、皇十三子允祥再次南巡。二十四日到济南，再一次去珍珠泉、趵突泉参观，后康熙诗兴大发，写下《三渡齐河即事诗》悬挂在山东巡抚署署门，然后到宿迁渡黄河，视察河工。从此改水路南行，到扬州、苏州、杭州，十六日自杭州返程。
两年以后，康熙第五次南巡。康熙带着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允祥等人离开京城，第二天在张家湾登舟南行。到天津，山东，这次没有去济南、泰山等地，而是乘船直接到达黄、运交口清河县，视察河工。然后到扬州、苏州、淞江、杭州。后自杭州返程。北上时到江宁，率诸皇子大臣亲谒明孝陵，回到京城。
康熙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年）。康熙率众皇子大臣等人离京，在静海县杨柳青登船，沿水路南下。在桃源、清河等地视察了河堤及洪泽湖西北的溜淮套地区，处理了河务疑难问题，然后到扬州。与往常不同的是，离扬州后没有南下，而是折西到江宁谒明太祖陵，后到苏州、淞江、杭州。返程时再次视察河务，然后回到京城。
康熙南巡至江浙，往返路程数千里，远离京城，扈从人员众多，除皇太后、众多妃嫔、众多皇子及亲王宗室外，还有宫中和朝廷各部院官员，如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銮仪卫官员和内阁、六部等衙门的官员，以及为数众多的禁卫与服务皇亲贵族文武大臣的奴仆。
康熙南巡
以康熙二十三年南巡为例，仅内阁六部和太常寺、光禄寺等衙门，扈从大臣就有一百多人。每个大臣还都要携带相应的仆役。可以说，康熙南巡是随身带了一个临时组织的小型朝廷。
康熙如此兴师动众，势必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对此，康熙也有所预料。每次离京前，都指示吏、户、礼、兵四部，要求出巡沿途所用，“皆令在京所司储侍，一切不取之于民间。即有日用应需，该衙门所在地方照市价估平买，不许锱铢抑勒小民。”
为了说明自己的诚意，他还发出警告：“如有悖旨借端私征者，察实即以军法从事。”但地方官员所作所为，与皇帝要求的常常相去甚远。
康熙的六次巡游江南虽然不如乾隆的那六次奢靡无度，初衷也是好的，毕竟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但是依然给南方人民带来极重的负担，而且开了一个性质恶劣的坏头，乾隆之所以能理直气壮的南下，就是用自己爷爷康熙做的挡箭牌。
乾隆的六下江南是导致清朝衰落的重要原因，而这个恶果的种子却是康熙亲手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