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汉代考古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上）
三、两汉时期孔子图像及其解读
关于孔子形象，在孔子生活的当时及之后的战国秦汉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出现，在《论语》、《庄子·外物》、《荀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以及西汉晚期的一些纬书中都有孔子相貌的描述和记载。《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应该就是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的粉本。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鲁国庙堂东西厢图画”有“孔子弟子图”，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判断这里的鲁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还是西汉时期的诸侯国鲁国，但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西汉，理论上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孔子世家》记载：“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按照秦汉时期在庙堂往往绘有壁画，所以孔庙也有可能绘有孔子和弟子图像的壁画。战国时期的有关孔子的图像还没有发现，汉代是目前考古发现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孔子图像出现的最早时代，除了海昏侯刘贺墓的有孔子形象的镜框，主要是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目前已发表资料的有孔子图像内容的壁画墓有六座，分别是：年发掘的洛阳烧沟61号墓，时代为西汉晚期元帝到成帝间（图一六）(1)；年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杨一村老坟梁发M42，,时代为西汉晚期到新莽（图一七）(2)；年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汉墓（图一八），时代为新莽(3)；年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杨一村东汉墓(4)；年山东东平县物资局一号汉墓，时代为东汉早期(5)；年和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时代为东汉晚期的一个护乌桓校尉墓（图一九）(6)。图一六洛阳烧沟61号汉墓壁画图一七老坟梁汉墓壁画图一八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汉墓画像石上出现的孔子形象，其题材也主要为“孔子礼老子”。据研究者统计，目前已出土“孔子礼老子”内容的画像石五十余块(7)，出土的地点有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四川等，但大部分集中在山东地区，如山东安丘董家庄出土的《孔子见老子图》（图二〇）(8)和山东省嘉祥县齐山村出土的“孔子礼老子图”画像石中（图二一）(9)。目前已知最早的“孔之见老子”题材的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西汉墓中的画像石（图二二），时代约在元帝时期(10)。图一九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孔子见老子”图局部图二〇安丘汉画像石墓中的“孔子见老子”图（局部）图二一嘉祥齐山汉画像石墓“孔子见老子”图（局部）图二二微山岛沟南村汉墓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据李强研究(11)，“孔子见老子图”构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画面上仅有孔子与老子二人相向而立，这类构图比较少见；二是在孔子与老子之间，出现了一个小童，手推双轮小车，小童一般认为是项橐；三是除了孔子、老子、项橐外，还出现了孔子的弟子，这类构图所占比例最高。除了常见的“孔子礼老子”故事外，年嘉祥武氏家族墓还出土了一块“荷篑”题材的画像石，画面中榜题作“孔子”的人作击磬状（图二三）(12)。这一题材画像石其它地区没有出现。图二三“孔子荷篑”图这些壁画与画像石表现的题材都是“孔子礼（或见）老子”，其画面布局、故事情节与人物细节（如服饰、动作等）十分接近，可以认定它们在当时一定有固定粉本。对“孔子见老子”的意义，学者作了不同的阐释。李卫星认为它表达了儒学的好学精神(13)；邢千里也认为它表现的的是孔子“好学谦恭，不耻下问”的品质，显示出对儒学“高度重视”的风气(14)；缪哲认为“孔子见老子”图像是“本于汉代王者必有师”说的经义与实践(15)；赤银中认为是孔老相会是两种学说的相互交流，预示着儒道两家学说在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前提下共同发展进步(16)；姜生认为它表现的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符合死者在冥界升仙的仪式逻辑，孔子向老子所求之礼即为“升仙之道”(18)。四、海昏侯刘贺所出孔子形象解读
刘贺墓所出孔子形象与汉代其它孔子形象除了都表现了孔子外，其主要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1．时间不同。刘贺死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而其它孔子形象最早为元帝时期的微山县画像石墓。2．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刘贺墓中的孔子与弟子是以肖像画和传记的形式出现，而其它的孔子形象是以壁画和浮雕或浅浮雕的故事画形式表现。3．载体不同。刘贺墓中的孔子出现在衣镜的镜框上，是死者生前常用喜爱之物品，死后随葬在墓葬主槨室内的重要位置。其它的孔子形象都是出现在墓葬壁画或画像石上，是构成墓葬本体的一部分。4．所有者不同。刘贺曾是西汉的第九位皇帝，也曾位列诸侯王和列侯，地位尊崇高贵。而其它出土孔子形象的墓主人目前所知地位最高者为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护乌桓校尉，是两千石的官吏，其他人也都是中下层的官吏和贵族。以上几点不同是解读刘贺墓中孔子形象的关键。根据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记载，在战国及西汉早期出现的孔子形象都是孔子或孔子与弟子图，而到了元帝之后出现的孔子形象却变成了“孔子礼老子图”，这一转变是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在汉代所处地位和其本身内涵变化的结果。西汉立国之后一直到文景期间，为了休养生息，一直依靠“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儒家学说只是在民间流行而未上升为国家精神层面。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的统治，而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独尊儒术思想，儒家学说终于走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顶端。但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说是为其加强思想统治服务的，在最高统治阶层，并不真正信任儒家学说。汉宣帝曾与时为太子的汉元帝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世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差点用“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取代元帝太子位(19)。这充分说明汉武帝后到汉宣帝时所谓独尊儒术只是利用儒家学说作为加强统治的一种包装，最高阶层对儒家学说是明褒暗贬。但已经取得官学地位的儒家学说在宣元时期已经不可避免地扩大其影响力。宣帝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增“五经七博士”为“五经十二博士”，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和儒家学说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皇帝并不倡导，皇室子弟却越来越接受儒家思想。与海昏侯刘贺墓时代接近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等八种，其内容多属于儒家学说(19)，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趋势。元帝自身受儒学影响极深，即位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纯任德教”，尊崇儒学，重用经学之士，处理国事和政事也以经义为本。由此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儒家学说的内容为了适应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对经文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儒家学说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儒学几乎变成了儒教，儒家学说渐渐方士化，而这也是造成元帝之后谶纬之说流行的关键。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上升，儒家学说内容的变化，孔子的形象也不断变化。在孔子生前及其死后相当长时间，孔子一直是被作为“圣人”看待，但并没有获得什么官方的认可。但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家们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20)。汉元帝即为当年就下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21)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汉平帝元始元年，又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历代皇帝封号孔子的开始。而在当时流行的纬书中，孔子已经从体貌特征、生活经历到才能禀赋都被人为的神话了(22)。这一趋势一致延续到整个东汉。这一时代背景的变化是解释了元帝之后汉代孔子形象都以“孔子见老子”这一有某种道教含义的仪式化图像出现，而刘贺墓中的孔子形象还是人物肖像画。刘贺在史书上留下的荒诞无道的记载，但关于其个人素质的记载极少。但通过对现有材料分析，仍然可以获知一二。刘贺自小生活在其封国昌邑，昌邑国在春秋战国为鲁地，儒学传统浓厚。刘贺老师王式为西汉大儒，通《诗》；刘贺父刘髆的太傅夏侯始昌及其族子夏侯胜都是通《尚书》的大儒，且都在昌邑国任职；昌邑中尉王吉和昌邑郎中令龚遂都是以明经为官。刘贺身边的人都是通经大儒，刘贺本人不可能不受此影响。《汉书·霍光传》记载了在刘贺被废之时的一个细节，尚书令读罢霍光等人废刘贺的奏章，皇太后下诏批准，霍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这句话原文出自《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刘贺在废立之时说出这种话妄图挽回局势只能说明他的幼稚，但至少说明刘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也说明他对儒家学说的信任，他以为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朝堂上的权臣们也会按照儒家礼仪来行事。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目前对已清理的竹简的初步释读，这些竹简记载的内容，除了日书、医书、部分祭祀礼仪等场合所用歌赋等和少数五色食胜等内容，所出典籍有《论语》、《礼记》、《孝经》、《易》等，几乎全部为儒家学说经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刘贺的儒家背景。刘贺墓出土的衣镜上绘有西王母、东王公、白虎苍龙、玄鹤凤凰等，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元素，此类图像几乎大部分相关器物上都会有，而衣镜上主题是圣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卜商等。衣镜上的孔子，儒雅、内敛、谦恭，以布衣形象示人，传记记载孔子因“王道坏、礼乐废、盛德衰，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而作春秋、成六艺，是历来为人所知的圣人形象。孔子弟子形象极具个性，传记上的他们各有成就但都崇拜孔子。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画真实而生动，而不像“孔子礼老子图”固定而刻板。人物的呈现以肖像画的形式表现，线条简练，人物写实，比较同时期的绘画，如各种墓葬壁画或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风格大不一样，而且技艺也十分高超，显然不是一般的匠人所绘。其载体也较为特殊，为衣镜的镜框，为刘贺生前实用器，刘贺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这些圣贤，与汉代其它孔子形象出现的墓葬壁画或画像石大相径庭，其表达的内涵肯定也不一样，是刘贺生前的生活行为的表现，而不是死后希望达到的效果。圣人与弟子出现在衣镜上的作用，衣镜赋已作了很好的解答：“临观其意兮不亦康，心气和平兮顺阴阳。”也许，刘贺在废除帝位之后，通过阅读儒家典籍，时常瞻仰衣镜上的孔子像，学习其偶像孔子在逆境中的修为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五、余论
刘贺墓中出土衣镜上出现孔子的形象，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它在刘贺墓中出现是当时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想的体现，但更多的是刘贺个人倾向的选择。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上百板的木牍，内容大部分是签牌和奏牍，但有一版木牍的内容十分特殊，是抄写的《论语》（图二四）。墓中出土竹简上的儒家经典抄写都十分规整拘束，应该是专门抄手抄写的，这一版木牍的书写则十分率性随意，文字接近章草，与其它竹简和木牍文字不同，如果猜测不错，这是刘贺本人所书写，应该是刘贺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刘贺被监视居住，无以自娱，只能读写儒家经典打发时间。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作为刘贺的个人注解。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在社会上引起了加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