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是孔氏家族发展的特殊阶段。自孔端友南渡后，孔氏家族分裂为南北二宗。曲阜孔氏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家族内部因衍圣公袭爵问题频繁出现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下，孔氏子女的婚姻表现出时代性特征。
婚姻方面，孔氏子女的婚配对象以汉人为主，亦存在与少数民族的通婚。金元易代之际，曲阜孔氏出现了多个与武人通婚的案例。与武人家族的通婚使得孔氏家族得以在战乱中维持了儒学高门的社会地位。同时，孔氏子女的婚姻与孔门出仕者的仕宦经历有一定的联系。
金代曲阜孔氏的婚姻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婚姻呈现出的意义远不止于男女个体结合这一狭隘层面，而是带有联络不同族群、不同部落或不同家庭的特定用意，故而世家大族对于婚配问题尤其重视。孔氏家族作为绵延千年的世家大族，其内部子女的婚配更显复杂，围绕袭爵衍圣公的大宗支及其他小宗支子弟形成了复杂的姻亲网络。
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个人活动的时间正处于金末元初，其婚娶情况较前代更为清晰。与衍圣公孔元措结姻的张氏家族是一个兴起于金代初期的汉人家族。
张氏父子三人同登进士，为金开国以来北方汉人家族之罕见，日照张氏也因此逐渐成为金中后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这种局面到张嗥之子张行简、行信时期臻于极盛。金宣宗统治时期，张行信地位逐渐提升，两登相位，成为金朝后期首屈一指的汉人权臣。
总之，张氏父子不仅在家庭中恪守礼法，还在国家礼制建设与实施中成绩突出，树立了礼学世家的威望，这为金末与曲阜孔氏通婚提供了文化前提。如果说张氏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家风和礼学素养是与孔氏通婚的文化基础，那么蒙古侵金导致的贞祐南渡则是促成张、孔二族通婚的外部助推力。
金章宗泰和六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随后开始南下经略中原。曲阜孔庙也受到战乱波及为躲避蒙古铁骑，金宣宗于贞祐二年（年）五月弃中都而走，南渡黄河迁都汴京，为由下诏令衍圣公孔元措赴汴京行在，留元措弟孔元用在曲阜代理祀事。
孔元措来到汴京后，专掌金廷宗庙礼仪达二十年直到金国灭亡。张氏家族数代积累起来的政治声誉及官场威望，自然引起了衍圣公的结纳之意，而孔元措本人的“圣裔”身份及在士人群体中的地位，也是张氏家族极其看重的文化资源，双方家世门风的相近与相互仰慕的心境促成了张、孔二氏姻亲的缔结。
因此张行信将次女嫁与孔元措为继室，两家结成秦晋之好。
孔元措与张行信家族的通婚对于曲阜孔氏来说无疑意义巨大。孔元措贞祐赴汴之前，衍圣公职事不出县域，专以族中祀事为务，并未深入参与金朝内部诸事，与朝中文人士大夫也就没有多少深入联系。
蒙古南侵动摇了金国的北方统治，却在客观上给曲阜孔氏提供了提振家门的重要契机。通过与日照张氏的结姻，衍圣公孔元措不仅得以在太常寺长期任职，还利用朝中丰富的典籍文献和文人资源为孔氏自家编撰家谱借以光显门楣。
必须指出的是，衍圣公孔元措除与日照张氏结姻之外，还有一段与李氏通婚的经历，李氏家族是一下级官宦之家，远不及孔元措后来通婚的日照张氏。地位上的悬殊使得家族史志追述“李世能刻先圣像”时，可能刻意隐去了孔元措与李氏家族的姻亲关系，转而宣扬其与名宦高官张行信之女的通婚。
蒙元时期曲阜孔氏的婚姻
蒙元时期曲阜孔氏子女的婚配史料相较宋金渐多，除了袭爵衍圣公的大宗支外，许多小宗支的子女婚配情况亦得展现。孔挚，字莘夫，孔子第五十代孙。孔挚之女与地方武人李兴的结姻。
李兴其人与孔氏为邻近乡人。贞祐南渡后，河朔大乱，李兴凭自身武艺被选中。地方官看他武艺高强，提拔其为千夫长、驸马都元帅。之后在镇压红袄军的过程中，李兴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兖州路治下的将领。
金哀宗天兴年间，蒙古军长期围困汴京，金朝已是日薄西山，关中地区与汴京都城联系中断，李兴认为单凭据守城池不能长久坚持，遂率众悉数归降，以关中所据之地投献蒙古，直到元世祖至元三年（年）去世。
从李兴的仕宦经历可知，其出身武人，依靠镇压红袄军起家，进掌兵权，最终以地方武装首领身份归附蒙古。李兴后期多在河中和关陕地区任官，远离曲阜乡里，故而其娶孔挚之女的时间应在兴定五年（年）迁官河中府之前。孔挚将其女嫁与武人出身的李兴当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考量，以致弱化了孔、李两家在文化层面上的差距。
孔氏品行贤淑，待字闺中时受到孔门家风熏陶甚多，在归适李兴后多能起到相夫持家教子的贤良内助作用。反观结姻对象李兴，虽凭军功起家，身居要职，但个人品行与夫人孔氏相较则有很大差异，孔、李两家的通婚考量并非基于家风门第，也非个人才德素养，而是孔氏族人着眼于现实政治环境做出的合理选择。
金章宗泰和六年（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随后，成吉思汗开始率军南下经略中原，蒙古铁骑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金境，蒙古军的南下杀掠使得自金世宗、章宗以来发展兴盛的儒学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大量儒学士大夫或被蒙古军屠杀，或辗转流徙，或被驱为奴。
作为孔门大宗的衍圣公孔元措虽受诏前往开封避乱，但多数像孔挚这样的小宗旁支族人仍留在曲阜，与普通民众一样陷于困苦境地。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结姻地方武人来维持家门、保全宗族成为一个重要选项。
依靠婚配结交武人的迫切现实需要使得孔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通婚“彼方”与自身在文化积累上的巨大差异，也就造成了前文所述李兴与孔挚女品性迥异，却能结合一处的情况。
孔元措在贞祐赴汴后，长期任职太常，专掌金廷宗庙礼仪达二十年。天兴元年（年），蒙古军持续围困开封，衍圣公孔元措亦被困于城内，幸得大蒙古国内部精通儒学的耶律楚材帮助，被蒙古使者索要出城。其得以顺利离开蒙金交战区域。
孔元措出开封城后先居于博州（今山东聊城），后前往东平。此时以东平为中心的山东西部等处正处于严实的控制下，严实对衍圣公孔元措关怀备至，孔元措将其女嫁与严实次子严忠济，即后来的东平严氏嗣侯，严，孔二族遂成姻亲。
严氏父子治下的东平人才济济，成为乱世下的文化中心，而在此栖身的众多文人儒士大多成为后来的元朝重臣。孔元措借助与严氏的姻亲关系，长期寓居东平，与文人儒士交往密切，成为乱世中的幸事。
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婚姻的特点
孔氏家族子弟承“圣裔”之名，自然成为众多官宦、文士群体争相结交的对象，其婚配行为因为家门身份、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显现出不同于其他官宦家族的特点。具体来说，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子女的婚配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通婚对象的家世种族上来看，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子女的婚配对象仍以汉人为主，有数例与少数民族出身的女子通婚。曲阜孔氏与女真、蒙古女子的通婚是金元少数民族统治下特殊政治环境影响造成的，该婚配促进了民族融合。
第二，从婚配对象家世来看，金末元初曲阜孔氏结姻对象中出身武人家族的较多。蒙古侵金使得金朝控制下的华北社会结构瓦解，地方权力真空逐渐被齐举并起的大小地方武装集团所填补。在此情形下，武人统治代替了原先的文官治理体系，作为曲阜世家大族的孔氏一门为求自保必然会与之发生联系，结姻也就成为一种合理方式
第三，曲阜孔氏子女的通婚多以家族内部官宦子弟的官场交往为基础。如前所述，孔门出仕者及其子女的婚配多与出仕者本身的仕宦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四，就婚配对象的来源地域而言，金元时期孔氏可考婚配案例中，多有与曲阜及其周边地区官宦、儒士结姻的案例。
总之，金元时期曲阜孔氏子女的婚配呈现出与前代及明清不同的特征。金元二代少数民族的统治使得大批女真人、蒙古人迁居中原，他们逐渐习惯中原生活方式，与汉人进行了通婚，曲阜孔氏亦参与了这种跨族群的婚配，有力的推动了民族融合。
同时，金元易代之际频繁的战乱使得部分普通农家通过军功积累成为地方豪强、军帅，孔氏子女与这些新兴武人势力的通婚使得孔氏一门得以在战乱中艰难存续下去。孔氏子弟出仕外地，在官场上的交往使得出仕者本人及其子女的婚配亦建立在仕宦联系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