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墓铭》是近几年内大同区域少有发现的形制独特、体例完整、书法精美的北魏平城时期墓志，它的出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追溯北魏太延五年（）凉州士民东迁平城后，在北魏中后期对典章制度、文化传承、佛教和书法等方面产生的深遂影响。同时，《贾宝墓铭》的书法，堪称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体书法的代表之作，呈现出“平城魏碑”向“洛阳魏碑”的过渡形态，对研究魏碑的演进具有示范作用。本文通过《贾宝墓铭》形制、文体、书风等与北魏不同时期的墓铭进行比对浅析,以期展示北魏平城魏碑的风格基调，以及对洛阳魏碑产生的影响。
年5-6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大同市御东新区西邻恒源路、北邻南环东路的一处北魏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北魏墓葬44座，其中M13出土有明确纪年的碑式墓铭（图1,2）一方，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
图1M13墓室中墓铭相对位置（图版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M13墓室中部置一木堂，堂内置木塌，未见棺，均已腐朽，仅存痕迹。木堂置于墓室铺砖地面之上的一层木板上。墓铭置于木板南部中央，铭文一面正对墓道。圭首型墓铭为一块儿整石打磨而成，黄白色砂岩质，宽26.4cm、高36cm厚8cm，底座长32.8cm、高8.8cm、厚13cm。铭文共5行，前三行每行8字，第四行7字，最后一行1字，凡32字。兹将铭文抄录点断如下：
图2贾宝石碑墓铭（图版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唯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十月，辛亥朔」十日庚申，凉州武威」郡姑藏县民贾宝」铭。
一、关于墓主人之郡望
北魏太延五年（年）五月，太武帝拓跋焘在平城西郊阅兵后，出征北凉。八月，抵达北凉都城姑臧。九月，攻克姑藏，北凉灭。十月，北魏大军回师之时，徙凉州民众三万多家于京都，大量匠人、僧侣、大姓豪族、文化名士迁入平城。永嘉之乱后，“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M]．北京：中华书局．，．]，东土士庶大量避居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宋纪》[M]．北京：中华书局．，．]，这对保存中原先进文化和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凉州士庶再迁平城，对于北魏的文化和佛教的发展更是产生深远的影响。
地处偏僻的河西，迨出身凉州安定士族深通儒术的张轨控制之后，大势招揽儒士，中土士人多避难于斯，“区区河右，而学者垺于中原”[李延寿．《北史·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致使河西成为汉魏传统文化的留存地。《魏书·胡叟传》载时人称“凉州虽地处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为风华。”[魏收．《魏书·胡叟传》[M]．北京：中华书局．，．]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4．]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的张湛；有儒者之风、声著河右的宗钦；通经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的阚骃；以儒学著称的刘；刘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刘之业的索敞；凉土才华、同修国史的阴仲达和段承根；师事刘、机敏好学、昼夜无倦的程骏，以及胡叟、宋繇、常爽、赵柔等等由凉州动迁平城后入仕北魏的文化大家，成为北魏后期的文化风尚的引领者，“由是魏之儒风始振川”[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M]．北京：中华书局．，．]。北凉时，以儒学知名的凉州敦煌索敞，太延五年随迁平城后,为中书博士,依旧以教授经学为业。京师平城官宦士族子弟，因多授业于敞而入仕显达者数十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46-47．]
“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来自凉州的师贤和昙曜在文成帝兴复佛法后相继成为北魏佛教领袖——道人统（沙门统）。昙曜为云冈石窟开凿的倡导者、主持者，加之凉州工匠的参与，云冈石窟的造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凉州模式，足见凉州佛教对平城佛教乃至北魏佛教影响之大。
另外，太延五年从凉州迁来代京平城的，还有以书法、训诂作为家业世代相传的江强一门。江强向北魏朝廷呈献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有一千余卷，各种体例的书法三十余种，拜中书博士。死后，追赠敦煌太守。江强之孙江式少承家学，“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提，皆式书也。”[魏收．《魏书·江式传》[M]．北京：中华书局．，-．]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江氏祖孙对北魏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的书法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贾宝墓铭》只有短短的32个字，其中用“凉州武威郡姑藏县”8个字来表明墓主人的郡望，“目的是寄托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据《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凉州武威郡出六姓：索、石、贾、安、廖、阴。”[《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重门第、讲郡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贾姓乃凉州大姓豪族。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国为氏。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字季他，亦号贾季。汉有长沙王太傅谊，生璠，尚书中兵郎。生二子：嘉、恽。嘉，宜春太守，生夐，游击将军。五子：洪、润、汭、湘、注。汭，轻骑将军，生晔，下邳太守。二子：冰、渊。渊，辽东太守。三子：纳、邠、丕。丕生沂，秘书监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武威太守，生衍，兖州刺史。生龚，轻骑将军，徙居武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M]．北京：中华书局．，-．]即西汉贾谊九世孙贾秀玉，东汉时出任武威太守，至此居于武威郡，并发展为望族。
贾秀玉之子贾衍任兖州刺史，其子贾龚为轻骑将军，居武威，贾龚次子便是“魏晋八君子”之首的贾诩。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称：“吾武威之贾氏，自魏贾诩始，著于史。[张澍．《凉州府志备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由此，凉州武威姑藏便成为贾氏之郡望。
北魏时，武威姑臧之贾彝、贾思伯有名于史。《魏书·贾彝传》称:“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魏收．《魏书·贾彝传》[M]．北京：中华书局．，．]贾彝（—年），北魏天兴元年（年），就是由盛乐迁都平城的那一年，被道武帝拓跋珪拜为尚书左丞，参与国政。
图3《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曲阜孔庙藏）
至于孝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的贾思伯，《魏书·贾思伯传》云：“齐郡益都人也”[魏收．《魏书·贾思伯传》[M]．北京：中华书局．，．]，而《魏书·曹世表传》中又称他为“武威”人[魏收．《魏书·曹世表传》[M]．北京：中华书局．，．]，其籍贯问题令人疑惑。不过，《北史·贾思伯传》为此作出解释：“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李延寿．《北史·贾思伯传》[M]．北京：中华书局．，．]此种解释在曲阜孔庙《贾使君碑》得到印证，碑云：“（贾思伯）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人也。其先，乃武威之冠族，……九世祖机，作牧幽蓟，中途值乱，避地东徙，遂宅中齐。”清代以来有学者还认为贾思伯或与《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同时同族。
贾宝去世的太和元年（年）距徙凉州民于平城的太延五年（年），计38年，贾宝家族极有可能是三万迁徙队伍中的一支，贾宝当时应为弱冠之年，作为士族豪门之后，必是饱读诗书之人。
二、关于墓铭之体例
北魏平城时期的墓石铭文，一般只刻墓主人的入葬时间、官职、郡望、封赠、姓名、享年。如《孙恪墓铭》（年）、《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年）、《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年）、《陈永夫妇墓铭》（年）、《宋绍祖砖铭》（年）、《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表》（年）、《杨众度砖铭》（年）等。这一时期偏重于写实的简短墓铭，回到墓铭的原始功能上来，只起一种标识作用。
上述所列均为北魏平城时期官吏墓铭，大多刻有官职和封赠。《贾宝墓铭》只有入葬时间、郡望、姓名，显得更为简单。
图4北魏平城东部已发掘北魏墓葬相对位置示意图
（图版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北魏平城西部为拓跋氏祭天之处，北部有鹿野苑、灵泉宫等为皇家园囿之地，冯太后葬于方山后又成为皇家陵园之所，故北魏平城东南部就成为集中的墓葬区。特别是东部，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东部墓葬几乎全部是北魏官员墓葬，为高等级墓葬区。因此，从卒葬地来看，贾氏家族在平城的社会地位应该不低；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别是墓碑来看，墓主人贾宝虽未入仕，但其在平城和家族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
三、关于墓铭之形制
在拓跋氏和代人墓葬不设墓石的风气影响之下，北魏平城早期汉族士人与代人一样葬仪中无墓铭一项。这可从迄今为止在大同区域尚未发现过太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族士人墓铭志石得到印证。[殷宪、殷亦玄．《北魏平城书迹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90．]这与拓跋氏一贯提倡的“内则方丈，外裁掩坎”[魏收．《魏书·皇后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的简俭葬制有关。北魏平城中后期砖墓铭、石墓铭才在汉族墓葬中出现，墓铭形制呈多样化的特点，这与北魏洛阳墓志多为方形带盖式是不同的。其中，如《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碑》《贾宝墓铭》《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表》等为标准的碑形石墓铭，如《申洪之墓铭》《孙恪墓铭》高框方形或长方形石墓铭，如《钦文姬辰墓铭》平面正方形石墓铭，又如《陈永夫妇墓铭砖》装饰性砖墓铭，再如《宋绍祖墓砖铭》《杨众度墓砖铭》等为普通砖墓铭。现将北魏平城时期墓铭形制表略如下：
在已见的《刘贤墓志》《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表》等这些标准碑形墓铭，碑首均为半圆形的“晕首”或雕以龙纹的“螭首”。《贾宝墓铭》虽小，但完全是墓碑形制，其圭首形制，在以前出土的平城墓铭中没有出现过。粗检洛阳出土北魏墓铭资料，也仅见太和年间《韩显宗墓志》和《王曦墓志》二方为圭首形制，足见其珍贵。
图5东汉《校官潘乾碑》（南京博物院藏）
圭首型墓铭是由圭首形墓碑演化而来，其形与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玉圭相近。
通俗的说，圭首形墓碑就是一种上端作等腰三角形或等腰梯形，下部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尖头碑，故也称尖首碑。其碑文上方居中往往还有一用于穿绳吊放的圆孔，即带“穿”的圭首碑。“圭”为汉代“五端”之一，有“信、洁”之意，东汉前中期圭首居多。[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8．]汉代《景君碑》（年）、《郑固碑》（年）、《仓颉庙碑》（年）、《鲜于璜碑》（年）、《车骑将军冯绲碑》（年）、《柳敏碑》（年）、《校官潘乾碑》（年）、《张迁碑》（年）等汉碑是圭首碑的代表。北魏《贾宝墓铭》的形制与《校官潘乾碑》相近，其上半部均为等腰梯形。
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学士大夫家族兴起，并通过彼此联姻、经魏晋形成士族集团。八王之乱后，凉州姑臧成为了中原士族躲避战乱的主要地区。作为来自凉州士族大姓的贾氏一门，必是尊崇儒术的典范，墓铭选当时已不多用的圭首形制，正是其崇汉尊儒的生动体现，这也与北魏太和年间社会变革思潮相契合。
四、关于墓铭之书法
图6《贾宝墓铭》拓片（图版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1、《贾宝墓铭》书法的整体印象
《贾宝墓铭》（年）书法，体兼隶楷，楷笔隶势，且率性不事雕琢，体现出北魏平城中后期书法风尚。与同时期的《皇兴造像记》（年）、《申洪之墓铭》（年）、《陈永夫妇墓砖铭》（年）、《宋绍祖墓砖铭》（年）、《张石生造像题记》（年）、《定州五级浮屠石函盖铭》（年）、《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年）有异曲同工之妙，实乃时风所致。
墓铭32字中“年”“月”“朔”“凉”“州”“姑”“藏”“县”“民”“贾”“宝”等基本为隶书外，其余大多为当时魏碑铭刻体。这与同年的《宋绍祖墓砖铭》有相似，只是后者少方笔且更粗率豪放些。
2、《贾宝墓铭》与《宋绍祖墓砖铭》书法比较
年4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距大同市中心3.5千米的御河东岸雁北师范学院（今大同大学）扩建工地一处北魏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宋绍祖墓砖铭》即墓顶刻石。墓主人敦煌公宋绍祖其人，《北史》《魏书》等史籍均无载，但由墓砖铭所载他是敦煌人氏以及人骨测定其生年为50多岁推测，他当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北凉后由敦煌迁徙至平城的宋繇一族有密切关系。[张庆捷、刘俊喜．《北魏宋绍祖墓两处铭记析》[J]．北京：文物杂志．（7），60．]敦煌宋氏亦是凉州世家大族。由此可以推断，贾宝与宋绍祖几乎同龄，并在同一时间、从同一地方来到平城。巧的是，他们最后又死于同年，并都葬于平城东部。那么，《宋绍祖墓砖铭》与《贾宝墓铭》书风相近的问题就不难解释了。
图7《宋绍祖墓砖铭》拓片
通过仔细比对，《贾宝墓铭》与《宋绍祖墓砖铭》书刻之法还是有区别的。总体来看，《贾宝墓铭》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成左低右高之势，已具楷意，略存隶法。而《宋绍祖墓砖铭》更加率性，以圆为主，少有方笔，平正宽博，隶韵尚浓。不过，除了隶意多寡有别外，共同的书写风格是显而易见的。
如表所列，总的来说《宋绍祖墓砖铭》以隶书为基质而开张如《石门颂》，[殷宪、殷亦玄.北魏平城书迹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楷笔隶势，不事雕琢。相比之下，《贾宝墓铭》，宽博开张，用笔方圆相济，更突出地体现出北魏平城铭刻体隶、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痕迹。撇、捺、斜钩笔，方圆互用，已具后期魏碑点画三角气象。其中，“唯”“大”“代”“太”“次”“巳”“庚”“郡”等字尤显突出。
3、《贾宝墓铭》书法在魏碑演化进程中的位置
为了进一步直观了解北魏不同时期铭刻体书法的演化进程，现将不同时期魏碑中的“唯”“次”与《贾宝墓铭》中的“唯”“次”加以比：
《贾宝墓铭》与《张黑女墓志》中“次”字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笔很长的“捺”变成一个小“点”，介于它们之间的其它碑刻中的“次”字最后一笔，呈现出由“捺”向“点”的过渡状态。
相隔60多年的《贾宝墓铭》与《高湛墓志》中的“唯”字，无论是用笔、结体，还是向右侧倾的姿态，如出一辙。这说明，平城魏碑很多字已具备与洛阳魏碑一样的风格特征，只是平城魏碑呈现出一个自然的、下意识的、非规划化的属性。
以《贾宝墓铭》为代表的北魏平城中后期墓铭的共同特征是：从一方墓志通篇看，有楷有隶，楷隶相揉，书风不统一，过渡性痕迹明显，所呈现尚未规划化的魏碑体铭刻模式，反应出当时隶书和流行的俗写体楷书长时间共存的现实；具体到其中的一个字而言，也存在有的笔画偏重楷法，有的笔画却又是隶法的情况，体现出当时民间书风的特点，即楷书业已成形，隶意依然很浓。
由北魏平城初期到中后期，再到洛阳时期，期间虽有反复，但隶消楷长是总趋势。通过对比，平城魏碑与汉隶、洛阳魏碑的承继关系一目了然。
文章来源：《云冈研究》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