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的历史上，人们通常把秦代之前留传下来的篆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称为“古文字”，而将隶书和之后出现的字体称为“今文字”。因此，“隶变”就成为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分界线。究根溯源，这样的转变倒是与汉字的书写载体有些关联。
何谓“简牍”
所谓“简牍”是用来书写的竹、木的统称。一般来说，以竹子为载体的称为“简策”；以木头为载体的叫作“版牍”；但也有以木作简称木简的。具体而言，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东汉年间的《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作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作“方”。一般不到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从生活常识可以知道，普通的竹子和木头，是不容易写字的，因此“简牍”还有一番加工的过程。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介绍：“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段话的意思是，将竹切截为筒，劈破成竹条；将木锯断，剖析为木板，刮削磨平后，就可以写字了。另外，西汉晚期的刘向在《别录》里又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皆于火上炙干之。”由于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虫，所以以竹制简的工序，就比制木简要复杂一些。首先要选择上等的青竹（称为“青”）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防虫。在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就像出汗一样，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也因此得名为“汗青”（或“杀青”）。后来，“汗青”就渐渐成为竹简的代名词，进而又成为竹简所记载的“史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出自制作竹简这一典故。相比之下，甲骨、青铜作为文字载体，或材料稀少不易获得，或材质本身过于笨重，都不具备大量流通的条件；而竹木盛产于中土（全世界竹子种类有多种，而我国就有多种），廉价易得，与其他材料相比，易于携带流传，自然成为古人书写时的首选。竹木何时应用于书写已无从考证，但其时间必然很早。《尚书》有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再加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这就说明最迟在公元前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遗憾的是，由于竹木易腐，时代久远，沉埋地下的殷周简策早已腐烂，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现存最早的竹简是出土于湖北曾侯乙墓的战国简（前），共多件，约余字。秦汉年间的简牍，留存至今的更多。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地又出土了一批秦简，共达1多枚，内容包括南郡守腾文书、大事记、为吏之道及律文等。有人或许要问了，古人究竟是怎么在“简牍”上写字的呢？既然是来自竹木的材料，是不是用刀刻上去的字呢？并非如此。从出土的实物考察，简上的字是用毛笔和黑墨写的。要是写错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字。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从目前出土实物来看，书刀多为铁质，直刃，刀柄成环形。因为书刀用来刊改误字，类似现在橡皮，所以古人写字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书刀在简牍时代的书写中与毛笔同等重要，长期的刀笔同置使“刀笔”最终凝聚成了一个词语，并有了专门含义。《战国策·秦策五》有句话：“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汉书·张汤传》也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其中都是将“刀笔（吏）”作为处理文书纪要的小吏代称。自宋元后，人们更是特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主簿图，东汉，年河北省望都县一号墓出土为了在简牍上写字，古代人们一般是跪坐在地上，左手负责持简，右手负责握笔书写。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有对坐书写的“主记史”与“主簿”，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书写方式。图中主簿坐在枰（或榻）上左手持简，右手持笔，在做记录。简牍都是细长条形，书写时本来可以有横向与竖向两种选择，但古人觉得取竖向更为得当：竹简竖放时，左手握简时以手掌为依托，用五指持简，竹简稳定，便于书写；而将竹简横放时，左手只能握住竹简的左端，书写时易于晃动。书写完一简后，左手再取下一支简，为了避免打乱书写完毕简的顺序，通常将待写的空白简放在左手边，写好的简依次从右向左边排列，最先写的那一支排列在最右边。书写完毕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筒”，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襄”盛起来。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汉字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纸张代替简牍之后很久。今天出版的一些古籍，行文仍有竖排的情况，便是沿袭了这一历史“惯性”。一根简牍上能够写多少字呢？根据大量出土简牍实物分析，简的长短并不是绝对的，一般规律是简书长短大小与书写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凡重要的书籍或记重要事情，必用最长的简来书写。每一简上所写字数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只有一二字，多则几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每根简只写一列（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列或多列）。编撰一部完整的书通常要耗费大量的简牍，还要避免流传过程中简册损坏后造成内容遗失和顺序颠倒。一本书的页和行发生错乱，校勘者称之为“错简”，指明是各支简的次序错乱了。战国竹简，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由于简牍这种纵势狭长的书写载体在先秦时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致使书写者在控制毛笔时无法展开大幅度的动作，而只能拘束于狭窄的空间。简牍尺寸与文字书写的信息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迫使人们在书写时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并努力在狭小的空间中书写较多的文字。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字形压扁以节省纵向空间。为保证文字的清晰可见，就要充分利用简面有限的宽度，使文字尽量往左右两侧舒展，在纵向压缩与横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单字呈扁势，而上下两字间间距被拉大的独特章法形式，也就是所谓的“隶书”。“隶变”由来
“隶书”的兴起，大抵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这一时期也正是简牍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家，法度齐备。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简就包括了“秦律十八种”，其内容涉及了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多方面。律法体系如此庞杂，文书工作自然变得十分繁忙。因此，战国时的秦系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近几十年发现的大量秦简上许多文字显然不是正规的篆文（《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并天下之后，以小篆为通行文字。可惜这种圆润俊秀的文字虽比它以前的文字简易，但它那粗细一样、弯曲圆转的长线条，还是很难书写的。由于政务繁忙，官府里经办普通文书的“徒隶”们应急求快，便采用民间的手头字体，自行将篆文潦草简化了，为“徒隶”们所用，“隶书”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晋书·卫恒传》有句话，“隶书者篆之捷也”，指出了隶书的特点：篆书快写即成隶书。关于“隶书”的面世，还有说法将其归功于程邈。据说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后来因故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把他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十年，他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收集整理当时在隶人中流行的草写篆书，并将此字献于秦始皇，嬴政看了以后很高兴，就将程邈放出了监狱。但这个说法早在15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遭到质疑。北魏时期（—）的郦道元《水经注》就引孙畅之所言，指出山东临淄人发掘古冢，得到称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铜棺，而上面只有三个是古字，其余都同于隶书，以此可证隶书非始于秦朝。或许，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样，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隶书文字时，类似程邈这样的官府书吏曾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对隶书的形成有过重要的作用。肩水金关签牌，东汉。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四个字为东汉官文书中的隶书字体不论起源如何，隶书显然是下层书吏使用的一种俗字。尽管秦朝的统治者允许官府用隶书来处理日常事务——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七十号秦墓里发现两颗同文玉印：一是正规篆文；另一与秦简的隶书风格相吻合——但比较庄重的场合一般还是使用“小篆”，而不用“隶书”。秦始皇周游天下四处刻石，用的都是小篆字体，就是证明。秦代创造了小篆，同时也发展了隶书。大约是小篆和隶书比较，实用性不强，书写困难，远不如同时发展的隶书。故小篆成了一个短命的书种，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汉代，隶书终于取代小篆而成为正式的书写字体。两枚“冷贤”方形铜印章，秦代，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印上的“冷贤”二字分别用小篆（右）和隶书（左）汉字字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叫作“隶变”。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东汉年间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就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他的这番话显然是站在维护古文字立场上讲的。隶书之于之前的篆文，一个显著特征是“破圆为方”：变小篆的曲线条为直笔，变小篆的圆转笔画为方折，这样的变化与书写载体似乎也不无干系。小篆通常以刀施于石上，所以小篆在书写时，所有笔画皆以圆笔书写，几乎没有毛笔书写的提按动作，力求笔画平直等粗；而隶书以毛笔书于简牍之上，书写时可以展现毛笔运笔多变的笔法，笔画中方笔圆笔兼备并且富于粗细变化。在隶书的笔法里，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所谓“起笔蚕头”，即在起笔藏锋的用笔过程中，同时将起笔过程所形成的笔画外形写成一种近似蚕头的形状。“收笔雁尾”，即在收笔处按笔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笔出锋。这样的笔法来由，或许与简牍的质地有关。竹简的表面即使平整，其纹路仍呈纵势均匀排列，且带有凹槽。因此，毛笔在书写横向笔画和纵向笔画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当毛笔在简上书写从上至下的竖直笔画时，受到的阻力较为均匀，而书写从左至右的横向笔画时，就要将笔势进行调整，当遇到阻力时就有意识地施力将笔尖下压，通过后再将笔尖提起，从而形成上扬之势。如此“蚕头雁尾”的横向笔画往往在每个字中只出现一笔，即使是横笔画很多的字，也只在其主笔画中出现一处，其余笔画中皆不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蚕无二至，雁不双飞”。这种夸张的主笔增强视觉冲击力，清晰易识，字与字之间因此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这对于书写相对随意、字形大小不均间距不显的简牍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字间标识手段。“蚕头雁尾”也成为成熟“隶书”最显著的特征。隶书的黄金时代
实际上，隶书之于古文字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有人总结了这样几条变化规律：一、形变。形变是指字体的形状结构保持原有状态基本稳定，只把篆书的曲线改为平直方折的笔划，使字体的形象发生改变；二、省变。省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将繁体字进行简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书中上部都不相同，隶变后被同一个新构件取代；三、讹变。讹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改变笔画方向和下笔顺序等，让文字的形体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重新组织字形。比如“黑”字下面的两个“火”字分化成“土”和“四点”，“光”字将上面的“火”字变作“小”字等等。通过这样的变化，绝大多数汉字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由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无规则的线条变成了有规则的笔画。从字形上看，通过合并、省略、省并等方式，汉字形体大大简化了，变成了完全符号化的文字。无怪乎《汉字学概要》如此总结：“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蜿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在汉代，除了符玺（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题官号职衔的旗帜）和有些碑额、砖瓦还采用篆书外，其他场合都普遍使用隶书书写。当时，写隶书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写好隶书是入仕的手段。社会上曾有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意思是何必讲究“礼义”呢？能写好隶书（汉代人称为“史书”）就可以为官做宦了。这当然大大推进了隶书的发展。到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写定《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仪》《论语》等七经文字，共刻46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上的字书体一致均形体方正，笔画匀称，波挑工整，庄平典雅，在东汉晚期被作为标准书体的隶书，世称“八分”体。至此，“隶书”的演变也宣告基本完成。由于东汉树碑风气兴盛，优秀的汉代隶书也因此得以流传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汉碑当中，《乙瑛碑》算较早的作品。它的全称名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或称做《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汉孔子庙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为鲁相，他在汉桓帝元嘉（—）时奏请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厘米，宽厘米，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牍和对乙瑛的赞辞。此碑的出现，标志着汉碑标准隶法的完全成熟，因此《乙瑛碑》曾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无不视为汉碑中的典范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说：“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乙瑛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之后的《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称《曹景完碑》，刻制完成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年11月30日），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33行，分5横列，内容为记述曹全（字景完）的功业。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结字匀整，方圆兼备。清代的书法家万经评价，“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距离《曹全碑》只差一年，另一块汉末名碑《张迁碑》（全称《谷城长荡阴令张迁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此碑书风与《曹全碑》不同，其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在名碑林立的汉碑群中，《张迁碑》可说是“最后的辉煌”。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朝廷无暇顾及树碑立传之事。后来曹操又颁发禁碑令，桓帝、灵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建碑之风，便随之步入低潮了。而在同一时期迎来相似命运的，还有刻于石碑之上的隶书字体：“隶书的体态，很大程度维系在特定的书写材料——简的书写要求之上，因而呈横展之势。而横展的体态特征，却不符合一般书写场合的高效要求。因此，一旦离开简这种书写材料，隶书的体态便没有维持不变的理由。事实的发展变化，正依从了这种逻辑的规定。”《张迁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参考文献：朱仁夫：《中国书法史》，吴玲芳，钱万里：《中国图书史话》，谌方怡：《善其事，利其器书写工具的演进对字体发展的影响》等END想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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