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时代，祭祀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制度礼仪，而其中的配享制度在封建王朝的发展中，占有着重要的作用。配享制度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皇帝祭祀先祖，第二种则是选拨功臣附祭于先祖，第三种则是选拨贤哲配享于孔庙。
本文所主要讨论的则是第二种，先祖皇帝去世后，在已故大臣中选拨附祭于先祖皇帝。配享制度早在周时就已经存在。《周礼·夏官司勋》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
宋代的配享制度继承于唐代，而唐代配享制度以《开元礼》为分界线分为两种时代，而宋代则是依据开元之制，在汉唐制度之上不断发展了很多新的特点。
中国封建时代每一次帝王的更迭，实则都是一次治国理念纲领的更改。从宋代的配享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皇继位后政治势力的更迭转换，每一次配享的发展实则都能反映出这个时间政治的走向问题。
透过对配享功臣的选拨就能反映出朝廷政治团体的波动，反映了朝野对于局势的认知，从而帮助我们探析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脉络。
一．宋代配享制度的发展起源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关联
1.宋代配享制度继承于唐以及宋初配享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缘由
配享制度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最迟早在商代便已经存在，等到了秦汉时期开始逐渐成为定制。上文曾说过唐代的配享制度可以分为两种阶段，而区分的标志则是《大唐开元礼》的实施。
在《开元礼》之前，唐代对于配享功臣中的褅祭和袷祭中功臣是否有资格配享存在着极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源自汉唐以来不同先贤对于《周礼》的解读。唐代时期依据《贞观礼》要求褅，袷分别按照三年一袷、五年一褅的祭祀格局。
而到了开元二十七年的时候，出现了褅，袷在同一年的现象。《旧唐书》卷26《礼仪志六》记载：“至二十七年，凡经五褅、七袷。其年夏褅讫，冬又当袷”。因而这在当时产生讨论，最终在王肃的建议下，将褅，袷合并，形成了合祭之礼，因而配享功臣自然有资格参与褅，袷祭了。自此后，《开元礼》将其列入，唐代对于功臣配享的褅袷之争自此成为唐代定制。
宋代配享制度的开始起源于宋第三代，宋真宗时期。唐代以后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乱频发，因而配享制度并无发展，仅仅后唐曾设置宗庙以及配享功臣。宋代太祖，太宗时期由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政局稳固等等原因，并未整理完善宗庙礼仪制度，直到真宗时期，宗庙礼仪制度才逐渐完备。
在《上仁宗乞编类三朝典故》记载：“宋有天下八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
而之所以说宋代配享制度沿袭唐代就是因为真宗在配享时根据的是《开元礼》的制度，因而宋代整个配享制度的根基便是依照唐代开元之礼。
真宗改元第二年，真宗发布诏书，下令允许太祖太宗时期宰相赵普配享太庙。而这一举动的由来其实背后有着极大的政治缘由。宗庙礼仪制度在封建王朝时代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依托于政治，是政治的附属品。
真宗继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太宗是太祖的弟弟，太宗的继位源自一场政治疑案“斧声烛影”，因而太宗继位便存在质疑。而赵普则是太宗太祖时期重要人物，因而将赵普配享与太庙本身就有着显示继位正统，稳定朝局的政治目的。
其次，在太宗末期，科举制度发展，老一辈跟随太祖太宗的官员势力衰弱，一批新兴政治团体出现，文人士大夫开始等依靠科举制度走上来的官员开始展露头角，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个代表他们这一阶层的典范，赵普因其卓著功勋以及“半部《论语》治天下”典故，被当时士大夫所崇敬，因而自然就被推举配享太庙。
真宗依靠赵普配享太庙这一决议成功确认了自己正统的地位，同时和当时士大夫和官僚阶级达成一致，可谓是政治上的双赢。
2.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功臣配享
前文也曾说过，对于功臣配享太庙，很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真宗追封赵普入太庙是稳固政权，但是单靠一个已经过失之人，是无法完全稳固的，因而真宗又任命太祖，太宗时期的曹彬为枢密使，曹彬本就是两朝忠臣，又是但是太祖太宗一朝官员的代表，曹彬担任枢密使就代表着太祖太宗一朝官员对真宗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做到利用曹彬的威望稳固朝堂政局。
因而曹彬死后的配享太庙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所认同。
众所周知，宋代的崇文抑武是国策，那么宋代政治的主体当然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对于配享太庙的名额，自然是文臣居多而武将偏少。宋代十二任皇帝，配享太庙的有二十六位，而文臣占了二十位，武将只有六位，从此可见，崇文抑武的国策深刻的影响着宋代每一个角落。
而实际上，这六名武将，除了高宗时期，属于中心之臣外，其余的都是前四朝的武将，因为在建国初期，武将配享功臣有利于保障政权的稳固，而其次这四位武将也多是以儒将为代表的，他们大多也都是学识渊博，或者受到士大夫们赞誉的武将。
其次，宋代士大夫阶级的发展，带来的就是朋党之争，朋党之争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功臣配享太庙的选择。说起朋党之争，就无可避免谈及神宗以后，关于革新派和守旧派彼此相互攻伐的史实。
宋神宗时期启用王安石变法，革新派占据主导，而到了神宗末年到元佑八年前，守旧派获得主导，因而对于神宗一朝配享太庙的文臣就由守旧派的富弼配享。
等到元佑八年宋哲宗亲政，重新任用变法派，革新派就将王安石也提升至配享名额之中。并且这种两人的配享但随着此后历代朝廷双方的得势失势被反复提升和罢免。
宋代的配享制度初衷就是为了稳固朝政，促进政治发展而设立，文臣武将配享太庙是极大的荣耀，能够有效地促进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能够时刻督促他们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朋党之争不断，但是在总体上仍旧是利大于弊。
二．宋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的变革与对宋代配享之评价
1.宋代配享制度发展以及带来的意义
除了褅，袷二礼外，对受封于太庙的配享功臣进行祭祀外，在北宋英宗时期，也曾模仿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一般，对那些配享功臣进行画像置于景灵宫殿阁内用以祭祀典礼。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30《上圆丘合祭六议》中记载：大中祥符六年议定“自今后每岁孟享腊及国家与天地社稷宗庙同奏告即于此宫行礼”。
神宗时期分别对景灵宫进行修缮扩建，仿照汉代宫殿制度，将其扩充为十一殿，用以安放北宋以来历代皇帝，皇后神御。
神宗时期的元丰改制不单单是对政治经济的改革，对于祭祀同样进行了改进，景灵宫由于是神宗时期亲自下令修缮扩建的，因而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和规格。可以说景灵宫的修建极大地分担了太庙祭祀的部分功能。
南宋以后，为了保障祭祀，依据北宋东京旧制重新修建景灵宫，继续沿用祖宗神御的礼制。由于先皇等画像重新放置于新建的景灵宫中，那么配享功臣的画像也就自然放置于此。
配享功臣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大的意义，它激励着群臣不断努力，期望有一天能够加入配享功臣的行列，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道德的模范作用和一种政治的引导作用。
宋代对于配享功臣的子孙都会给予极大的优待，这也促进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不断发展，对于稳固政治统治，推动社会进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对于功臣配享的是非功过
宋代配享功臣的选拨从来不是依靠后世的名气才学等等，而是依托政治。就比如太宗时的潘美，因为民间故事杨家将的流传，潘美的名气并不好，但他还是得以配享功臣。同样的范仲淹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也是有所建树，但是同样他也未能进入配享功臣的名额之中。
范仲淹曾是宋代党争之中的主要人物，以范仲淹为首的少壮派士大夫与担任多年宰相的吕夷简不断发生政治上的冲突，在我们当今的思维来看，自然认为范仲淹等人才算是“对的”，而事实来讲，当时的朝廷上，仁宗是极为信任吕夷简的，否则也不会任其长期执政。
之所以后世舆论不利于他，多是因为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门生子弟在后来逐渐占据优势，因而很多不利于吕夷简的言论自然就被记录下来。正如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般。
同样的，神宗朝的富弼，只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且担任过几个月的宰相，就被后来守旧派推上配享功臣的行列一般，很多时候，配享功臣并不是全都是丰功伟绩或者说绝对的正确，而是依照朝廷当时的政治走向而决定的。
三．结语
宋代虽然仿照汉唐之制，配享功臣，当时宋朝的皇帝皇权已经逐渐走向了一种象征性的主宰。准确地来说，宋代的天下是皇帝的，但是治天下的却不是皇帝而是士大夫。
皇帝的权力被士大夫分走，政治权力由士大夫掌握，因而对于宋代配享功臣的发展，与其说伴随着时局的发展而发展，不如说是伴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而发展。
宋代有很多一流的文臣武将，却仅仅只有其中少数才能得以配享太庙，因为这些名额是出自时局的考虑，利益的纠纷，政局的变化而确立的。因而对于宋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历史的讲述，还要综合考虑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礼·夏官司勋》
2.《旧唐书》卷26《礼仪志六》
3.《上仁宗乞编类三朝典故》
4.《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30《上圆丘合祭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