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襄汾县由襄陵县和太平县合并形成，汾城镇为旧时太平县志所在地。关于汾城镇宗教信仰的历史沿革，在《襄汾县志》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记录。在汾城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曾有所发展。佛教传入历史较长，清末民初，襄汾县境寺院庵堂有僧尼主持者不下百余处，收入《襄汾县志》的有寺院36座，庵堂9座。其中北齐天统二年在北膏腴(汾城镇下辖行政村)修建的善慧寺、金元时期在北关村(汾城镇下辖行政村)修建的佛窑寺都是较有影响者。
襄陵县在县城通信坊圣寿寺、太平县在县城西南隅慈氏院各设僧会司，管理佛教事务。进入民国，佛教逐渐衰落。抗日战争中寺庙大都遭毁，解放时全襄汾县尼姑绝迹，和尚仅有10余人，50年代初和尚陆续还俗。寺庙现存较完好者，仅有史威村(襄汾县赵康镇)普净寺和几处古塔。道教传入时间无记载，仅在县志中记录，曾在襄陵县有9处，在太平县有13处道观。金元时期在西圪瘩村(汾城镇下辖行政村)曾建有天寿观。清末道观衰落，道庙遭毁，道人少见。
襄汾县的回民均信奉伊斯兰教，回民定居本县最早的为汾城杨转怀家，于清光绪元年由河北省迁入。其余有清末民初逃荒流落的难民，有新中国成立后调入机关、厂矿的职工。他们的教务活动隶属新绛县清真寺。一年一度的逢斋节、开斋节，就近集中活动，一周一次主麻礼，并不聚会，只在家诵经、祈祷。天主教，传入襄陵在光绪三年，汾城天主教传入略晚于襄陵，年在大南关设置教堂。抗日战争前夕，汾城教区有教徒近千人，属新绛教区领导。日军侵华期间，汾城街外籍神甫保护难民，大量发展教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外籍神甫撤离，天主教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教徒人数锐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恢复宗教生活，从教人数有所发展。全襄汾县设置9个活动点，从教人数稳定为人，年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清末民初分别由临汾、新绛两地传入。年，新绛教会来汾城传教，福音堂设于汾城县城西门内，年后，由丹麦、澳大利亚教士主持教务。年迁堂址于城南东坡村，有房舍23间。年抗战前夕，汾城有教徒余人。年汾城教堂于东坡村建博爱小学，至年停办。年通过“三自”革新，走上爱国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年落实宗教政策，重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年共有教徒人，汾城有基督教活动聚会点。
目前来看，在汾城古镇内已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宗教建筑遗存，其中伊斯兰教在汾城没有活动点，天主教和基督教具有聚会点，但并无遗存建筑可以研究。汾城镇现存的城隍庙、关帝庙、社稷庙都植根于于中国乡土社会，其宗教信仰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属于中国民间宗教的范畴，而文庙反应了儒教信仰。
儒教信仰
儒教信仰主要指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信奉。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古代有名的教育家，他的言行被誉为“万世师表”，从汉代至明代均被加封封号。中国历代王朝均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民的理论，因而对孔子崇敬尤嘉，建庙祭祀孔子成为制度。汾城镇文庙位于城镇的西北部，西门街的南侧且靠近西门，旧名“德化坊”，创建的确切年代无考，但《县志》记载为“建自唐时”，因此在县治移于此地之后就创建了文庙。现存文庙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在现存传统城镇中少有。
汾城镇主要的孔庙活动为春秋两季的祭孔典礼，典礼主要在大成殿前的月台上举行，活动期间乐舞生们秉翟(雉鸡毛)执龠(音玉乐器)表演乐舞。在祭祀时节，大成门开启，平时出入走大成门两侧角门。文庙内的先贤祠、名宦祠中分别供奉着政绩显赫的太平籍人士与当地任职的官员。大成殿是供奉孔圣人的主殿，古时人们并未按规制以设立牌位的形式祭孔。殿内原有孔子塑像，根据记载，塑像“饰五彩，绘冠冕章服，悉由旧典”。汾城镇的文庙属于学庙性质，即文庙与儒学并列互通，是县级培养人才的官办学校，明清两代，从这里也走出了不少名宦名臣与文人墨士。
城隍信仰
城隍神最初为城市的守护神，史书记载北齐开始有城隍祭祀，唐宋有了发展，由最初的南方供祀而普及到全国。宋代以后，在全国各县城以上都建造城隍庙，并且有了一定的祀典。明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所以对城隍的祭祀特别重视：为城隍神敕封封号。从明朝起，城隍庙的建设规模甚至庙内陈设都要参照当地的官衙。在官方的重视下，城隍信仰逐渐在全国普及，社会各界都崇奉城隍神，因此城隍神的职能也一直在扩充，从保卫城池的守护神发展为惩恶扬善、掌管科举与水运等的万能神。那个时候，新上任的官员要到当地的城隍庙宣誓就职，官员的一言一行将受到城隍神的监督。于是城隍庙与官衙就成为一个城镇“一阴一阳”的行政管理机构，共同治理、守卫城池。
汾城镇城隍庙位于城镇的西北部，西门街的北侧且靠近西城门。城隍庙的兴建就起于明朝，汾城镇同样遵守新官上任拜城隍的规定。明代天启三年至七年对城隍庙进行了三年的修缮，据记载这次修缮“共计建修殿廊一百五十余间，增塑神像三百一十尊”，庙外也修建了厦房一百间。汾城镇原有城隍庙庙会，举办于每年的阴历四月十一至十五、十月初五至十二。现存城隍庙已经停止了相关祭祀活动，但保存下来的城隍庙建筑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有着重大历史文化价值，是珍贵的建筑遗产，仅现存规模己经是县级城隍庙的佼佼者了。
社稷神信仰
社稷指土地和粮食，社与稷都是由人化为神的。周代以后，将社与稷合并祭祀，于是有了社稷的说法。太平县对于社稷神的祭祀，最早并没有建庙，而是在明洪武二年诏建的“社稷坛”上祭祀。社稷坛位于北门外一里多处，为土筑坛。洪武七年、成化十四年、清康熙七年都曾进行过维修。真正建庙祭祀是在南城门门外街西，《太平县志》载：“社稷庙在南关厢，明洪武年间重修，嘉庆十九年重修，道光十三年大加修理，新建飨亭三间并设钟楼、鼓楼。”
现存社稷庙均为清代建筑，风格非常明显。康熙七年还在修缮北门外的社稷坛，说明那时候还在北门外祭社稷，《太平县志》中所谓“洪武年间重修”恐怕有误。汾城镇社稷庙原有戏台，并有看楼建筑遗存，故可推测社稷神祭祀活动期间有酬神演戏活动。
文昌信仰
魁星也叫“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是西方白虎七宿的头一宿。在民间，魁星为主管文运的神，即所谓“奎主文章”。由于奎、魁同音，所以过去将考取举人进士的第一名叫作“魁首”，乡试五经之一的第一名叫“经魁”，称状元为“魁甲”，解元为“魁解”。之后文人们将奎字写为魁字，并正式称为“魁星”。魁星由天上的星宿演变为专管考取科举功名的人神。汾城镇文昌庙在文庙东侧，原有正殿三间，后宫三间，现只剩券洞式门楼一座，上面为魁星阁。
汾城镇魁星阁原在镇内东南隅，同治六年，县令章寿嵩又在文昌庙门洞上加盖魁星阁，将文昌与魁星合二而一。阁座原为文昌庙门洞，有券洞通道，阁座平面为方形，拱券上有石雕双龙戏宝珠图案，华丽生动，雕功精细，是清代小作石雕艺术的精品。文昌庙主要祭祀活动为每年的春秋祭祀，行三跪九叩大礼，供猪牛羊三牲，祭典非常隆重。
关帝信仰
关羽为三国战将，是公认的武将。关公英勇无畏、骁勇善战、守诚讲义，他的优秀品质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汾城镇位于山西省，山西也是关公的故乡，因而在山西境内崇拜关羽成为普遍现象。关公司职广泛，晋商将其崇奉为财神，因为关公的品质正是从事商业活动所需要的；社区也将关公作为地方保护神；战士将关公封为战神。汾城镇祭祀关公的活动有祭拜、祭典、仪仗、献戏、庙会等活动。
后土、八腊信仰
在汾城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后土庙、八腊庙曾有过阶段性的存在。后土庙、八腊庙反应出当地对于土地神、农业神的崇拜。后土庙主要供奉后土夫人，后土夫人掌管阴阳万物、大地山河，被称为大帝之母。八腊指八种与农业相关的神，人们修建八腊庙祭祀八腊神以祈求庄稼丰收、无虫害灾患。
天神、山神信仰
汾城镇内玉帝庙、后土东岳庙在历史上也有过阶段性的存在，反应了城镇居民对于天神玉帝与山神东岳大帝的敬畏与崇拜。
远祖与祖先崇拜
汾城镇内原建有大量的祠堂建筑，并在镇西北设置娲皇庙，均体现出了城镇居民对于远祖与祖先的追忆与崇敬。其中祠堂大多为纪念乡贤名宦的公祠，当地民众一方面歌颂他们政绩，另一方面勉励自己与后人。娲皇庙是为祭祀女娲而修建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她创造万物、补天救世，受到民众的广泛崇拜。
汾城镇宗教建筑整体布局特色
汾城镇基本按照我国传统城镇的营建理念来建设，但是在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历史、文化等具体条件进行灵活调整。总得来说，汾城镇的规划建设是自上而下的，规划起点较高，镇内公共建筑类型丰富。公共建筑布局也基本遵循“左祖右社、文东武西、寺观对置”的营建形制。现存的公共建筑也是以宗教建筑为主，城镇的多神崇拜与多元宗教意识使得城镇的整体布局呈现出庙宇林立、多神共处的布局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一些传统的公共建筑不再使用，但是宗教建筑仍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城镇以鼓楼为城镇中心。鼓楼地处镇内东西与南北干道交汇处，位置偏向南城门处，为镇内道路标定的起始点。镇内宗教建筑均沿主次干路分布，现存宗教建筑集中分布于西门街两侧，其中城隍庙与文庙南北相连，分别位于西门街北侧、南侧，魁星楼位于文庙的东南部。此外，关帝庙、社稷庙分散布置于城内。关帝庙位于县衙左侧，以协助县衙共同保卫、治理城镇；社稷庙位于南城门外，更接近镇外农田，推测与其司职有关。
汾城镇先后有过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但是其中最为稳定、生命力最强的为中国民间宗教，并有大量的建筑遗存。汾城镇中国民间宗教类型以城隍、关帝、社稷神、文昌星信仰为主，这些信仰涵盖了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祈祷。现存庙宇整体分布呈现组团式布置的特点，在城镇内形成了局部的宗教建筑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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