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道统，我以为：一孔之后无继统。
道统滥封，充斥门户之见。
如果说孟子以继孔自任、司马迁称孟子“述仲尼之意”、王充称“孔子之文在仲舒”、谯周自称“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扬同轨”等是儒家道统说之滥觞的话，那么韩愈的《原道》便是正式提出道统说了。
于是，后世人人想续道统，人人推其所爱。如宋儒黄榦称其师朱熹“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孙之弘称其师叶适“稽合乎孔氏之本统也”，李贽称王阳明“理学又足继圣贤之统者哉”，等等。
他们都能续儒家之道统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孔庙今人以为，一孔之后，儒学一分为二：一曰政治儒学，一曰心性儒学。
我不喜欢政治儒学这个称谓。我们应当还有一个经济儒学，即介于纯政治和心性之间者。所谓经济儒学，应指经世济民之学，包括轻重之术、货殖之学，以及社会人伦建设。宋永嘉学派、清浙东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富国强兵、工商皆本等主张，皆此属也。
孔子殁后，其学虽未绝，然而后人各撷其一枝，如董仲舒之政治儒学，朱熹、王阳明之心性儒学，叶适之经济儒学。故曰：无继其道统者。
然而由于心性儒学自宋以来一家独大，道统便成了它的“专利”。如朱熹等认为：“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几乎成了宋后儒林定论。
孟子像颜渊、曾参、子思、孟子者，四配也。
除颜渊外，其他三人其实都是心性儒学之祖。
孙中山先生曾有继承道统之志，但没有实质性行动。试问，尧舜以来，跻身中华道统者，哪一位不是帝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虽无其位但有其德，是世所公认的“素王”，以之接续道统自然无可异议。而后人既无其位，又乏其德，仅凭歪曲儒家教义别出新说，出入佛老以邪乱正，居然也想跻身道统，越制僭称圣人，岂不荒谬哉！
再则，心性儒学是思孟学派及其后学宋明理学的儒学派别，并非原汁原味的周孔之学。既然它代表不了儒学，那么，以曾、思、孟接续儒家道统当然不合理。
并且，我还以为，连“四配”人选也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
孔子和四配塑像四配之名号，是在宋明时代确定下来的。宋封孟轲为邹国亚圣公，元封颜渊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成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明嘉靖九年（），诏封颜渊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轲为亚圣，遂为今人沿用。
而在宋之前，向闻孔颜不闻孔孟。唐代的“亚圣”是颜渊不是孟子，除了颜渊封公、曾参封伯爵，思、孟更未受封。四配之封，是由后来朝廷以政统之力施加道统推行的，是心性儒学成为宋明“显学”的产物。
颜渊虽以立德著名，可惜由于早卒，在立言方面略嫌不够。另外还缺乏对孔学的创新性裨益，故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再则，他又在孔子四科弟子名单内。因此，以之为配与否意义都不大。
那么，心性儒学三祖呢？
曾参画像孔子曾讥笑曾子：“参也鲁。”鲁，迟钝、愚笨也。
子思自幼丧父，师从曾参。
孟子亦幼年丧父，师从子思门人（或曰子思）。
儒学由民间走向官方，现在又重归民间，恰好给儒学一个反思和自我完善的机会。我们知道，从小由母亲带大的单亲孩子，性格上相对缺乏刚健在所难免（当然，毕竟在先秦，即令如此，孟子还有“威武不能屈”之论）。如果师从一个迟钝的人，更容易将祖师爷的学说读偏。这三人凑成一个团队，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按他们设计的路线进行构建和锻造，这与“五四”前后中华数千年文化由一班愣头青改写有何差别？
崖山海战别的不说，我只感到奇怪的是，中国自从由程朱确立心性儒学的主导地位后，便变得很倒霉，经常在以前的小伙伴面前栽跟斗。“心性”了数百年，民族性不但无丝毫改进，反亡国两次半：第一次导致“厓山之后无中国”，第二次导致“明亡之后无华夏”，第三次差点没让小日本吞并。如果说是异族太过强悍的话，那汉之匈奴、晋之鲜卑、唐之突厥也不弱啊，为什么他们灭不了中国？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当然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心性儒学，但文化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颜习斋曰：“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朱子语类评》）可谓一语中的！
故此，窃以为新儒家的方向应当不是继续心性之路，而是正本清源、整合发展、重塑国民性。我们有必要改四配为六配，即儒家的一圣、六配、十二哲。
孔子一圣，孔子也。
六配，孟轲、荀况、董仲舒、朱熹、叶适、王守仁也。六配不再称圣，称“子”（中国哪来那么多圣人），地位相当或略高于孔、老之外的先秦诸子。
十二哲，即孔子之十二徒，颜渊、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曾参、颛孙师也。
此议虽似有唐突先贤之罪，但仔细想想：儒家在“五四”间连至圣先师都被人推下圣坛了，现在还会在乎四配的道统名位吗？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统问题不理清，新儒家走向明朗不了，是所谓刮骨疗毒也。
当然，存在即合理，历史也不应忘记孟子辟邪说、朱熹扬圣教的功绩。心性之儒也可以曾子、子思、孟子为自己的学统，并予以突破创新，但不应僭称儒家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