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府文庙（孔庙）
文：温承德辑摄影：尔学礼
山西汾阳是具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古邑，也是儒学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文庙创建开三晋之先河。据《汾阳县志》载：“汾州儒学，北宋乾德四年（年）建”，金代大定四年（年）重修，元代以来历经修葺，达到鼎盛。
明代永乐初，明藩宗室“庆成”“永和”二郡王被封于汾州。汾州文庙得到了较大的拓展，明万历二十三年（年），汾州升格为汾州府，早年坐落在城区东南隅的汾州文庙同时升格为汾州府文庙，其规模和定制相应拓展。
汾州升府后，依廓设立汾阳县，根据明代定制，万历二十四年，在当时的小南关古街的东南隅新建“汾阳县文庙”，汾阳城关从此有了两座规模宏大的文庙。府县官民协力同心，开渠引水，汾阳县西北的马刨神泉、向阳泉、上林舍泉三股活水沿石渠环城入泮，府、县文庙内清波粼粼、松柏苍郁，堪称一方圣境。
明亡清兴，建于汾阳城内东北隅，太和桥街北端的原明藩庆成王府遂成废第。旧藩府占地广阔，建筑雄伟，前明进士、翰林秘书院侍讲朱之俊首议，将府文庙从城东南隅移此。清顺治十四年（年）兴工改建，四年后告竣。就规模而言，改建后的清代汾州府文庙，其祭祀场所及学宫占地3.5万平方米以上，比山东曲阜孔庙（3.27万平方米）的地盘还大。
清代汾州府文庙的临街沿线并立着三座雄伟华贵牌楼，正中为棂星门组合式牌坊，两侧牌楼低且窄，路边另有两座金字下马石碑楼，碑楼内镌刻着“文武官员在此下轿下马”，凸显出文化禁地的神圣与威严。棂星门牌坊外南北并立着三道汉白玉石桥栏，早年是庆成王府迎接圣旨的专道，桥南的古街也因而以“太和桥”名之。桥下清泉荡漾，连接着庙院中两个弯月形泮池。
庙院内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南北排列，恢宏壮丽，错落有致。朱之俊先生在其所撰的《新建汾州府学碑记》中云：“四方来游者，旷瞻暇瞩，咸曰：大哉居乎！自国学外，巨郡名黉，固未有壮丽若斯者也！”
清代汾州府文庙建成后，府城东南隅的原明代汾州府文庙降格为“汾阳县文庙及学宫”。明万历间新建于小南关街县学巷内的原汾阳县文庙，也依序改称为“文昌庙”，依然保留了童生书院的功能。由此，清代汾州府（县）城内俨然出现了三座古文庙辉煌并立的奇观。此后二百多年间，汾州大地上的三座古文庙内晨钟暮鼓，金声玉振，各显功能。为汾州府下属的一州九县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
清朝灭亡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曙光一度照亮汾州城，汾州县文庙院内成为“河汾中学的典雅校园”。民国中期，稷山举人王堉昌两度莅汾担任知县与县长，三座文庙被修葺一新，清代府文庙内还增设了县立图书馆及古碑廓。
然而，“七七事变”的枪炮声击碎了这一宁静而温馨的文化氛围。日寇入侵后，汾州府、县文庙遭到了野蛮破坏，珍贵文物被日寇洗劫一空，古碑被砸碎砌作饮马石槽，医院和尸体焚烧场，历史悠久的圣哲之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新中国成立后，清代汾州府文庙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古色古香，雄风犹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孔子及其乳养了华夏文明的儒家学术遭到了首当其冲的批判。紧接着，与清代汾州府文庙毗邻的山西省第二监狱开始扩建，这座恢宏壮丽的文化瑰宝，在汾州大地巍然屹立了三百多年后，令人遗憾地消失了。
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山西省汾阳安兴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孔祥生毅然决定，投资重建汾州府文庙。振兴汾州孔学文化，其意义深远。
孔祥生先生虽然是一位仅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实际上是一位博学的农民企业家。学历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识，只能说明一个人读了几年书。孔先生由于时代的原因只有初中的学历，但他博览群书，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学者。
二十多年前，他从汾阳市西部偏远山区的紫家墕村艰难起步，经过艰苦奋斗，脱颖成为汾阳市颇有经济实力的著名企业家。经济拼搏成功后，他没有沉溺于声色犬马、酒醉金迷；他富裕了，并不满足而是带领乡亲们都富裕起了。天资的聪明给了他超人的胆魄；对地方文化的热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