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中，最不爱学习的恐怕要数明武宗朱厚照了，他不但经常光明正大地旷课，还把每月三次的经筵讲学改为每月一次。
朱厚武之后的皇帝，一个个地有样学样。他的堂弟朱厚熜甚至还曾下旨取消经筵讲学，当然迫于压力不得不恢复了。
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翊钧又把每月一次的经筵讲学，改成了每年讲两次，即“春讲”和“秋讲”，意思意思一下算了。
万历皇帝画像
那么经筵讲学到底是啥玩意儿？为什么皇帝们会讨厌？
01朱元璋热衷经筵
朱元璋农民出身，还做过乞丐，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在打天下时，就很重视自己的学习教育，一有空就叫身边的文臣给他讲课。
等到他当了皇帝时，不仅重视自己的学习，还重视皇子们的教育，并为此立下规矩，把对皇帝本人和皇子的日常教育写进了《皇明祖训》中。
明朝开国的第一位皇帝制定的《皇明祖训》，可以说是家规了，对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来说，意义重大，几乎无人敢违背，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朱元璋画像
那么皇帝日常教育是怎样的呢？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常用教育制度是经筵和日讲。
什么是经筵？就是皇帝召集文臣给他讲课，主要讲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再一起探讨研究。
这并不是明朝独有，自汉唐时就有了，但在明朝最为重视，这种教育形式在宋朝时就确定下来。
经筵能一直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学习历史上帝王的治国大招很有借鉴意义，对帝王治国很有帮助，能现学现用。
朱元璋求知欲很强，非常喜欢这种经筵讲学的上课方式，在打天下时就让李善长、刘伯温等人给自己讲课，学自己最感兴趣的人，比如刘邦，学他的待人接物以及各种谋略，然后活学活用，用于与各竞争对手的战争中。
起初，开经筵讲学时，朱元璋还插不上话，只能听别人讲课，渐渐地懂得多了，也能加入探讨的行列中，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尝到了经筵带来的甜头后，朱元璋更加喜爱它了。刚登基时，他一有空就开经筵讲学，把上课当成了生活中的乐趣，几乎天天开，每天都找一帮文臣来探讨怎样治国。
毕竟建国之初需要制定各种政策和制度，没有治国经验怎么办，只能向历史上的治国能人学习了。
皇帝是不好当的，尤其朱元璋这种不愿放权的皇帝，干的活很重，简直可算是劳模了。工作太忙，每天陀螺一样转的朱元璋，依然不愿放下经筵，虽不能日日开课，但隔三岔五还是要开一下的。
这时期的朱元璋和文臣们探讨什么内容呢？主要是《大学》、《尚书》、《周易》、《唐律》，从这些学术类的书里，商讨怎么建立治国的政策，怎样制定大明律法，以及制定教育、外交和军事等制度。
朱元璋之所以十分喜欢经筵，是因为从该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启示。比如明初的休养生息、公费教育、福利等政策，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
这里八卦一下，在经筵的探讨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比较有影响的事，就是“朱元璋删孟”事件。
有一次，有人提出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惹恼了朱元璋，他当场怒骂：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我一定砍了他。随即，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的像搬出了孔庙，取消了孟子几千年配享孔庙的资格。
02经筵制度的繁文缛节
言归正传，在明朝的前期，从朱元璋至明宣宗朱瞻基，经筵活动还没有具体的制度，比如举行的频次、规模、场所，都没有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开经筵讲学完全凭皇帝自觉。这些皇帝呢，做得也还算不错。
什么时候经筵讲学有了具体的制度了呢？
是在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执政时期，内阁大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提议制定固有模式，朱祁镇准许了。
在举行频次和地点上，经筵定为每月举行三场，分别是当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天，在文华殿举行。
然而，令杨士奇没想到的是，好好的一件事，或许正是给了它各种条条框框，经筵活动才日渐走向衰落。之后皇帝对待经筵的态度，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没兴趣。
据《明实录》记载，明宪宗参加经筵时，经常无精打采地听，听完了连话都懒得说，大臣们不乐意了，有人上奏皇帝，不能光听他们说，自己也要提问题。
后来，经筵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少，皇帝经常找各种理由取消。
为什么会这样呢？经筵制度过分注重繁文缛节。
制度规定讲课前，设讲官提前准备好讲义，预放在皇帝坐的御案上。司礼监太监也要提前把当日要讲的经书放在御案上，摆放很有讲究。
这倒没什么，因为不用皇帝操心，提高皇上的学习效率也理所应当，但下面的就很繁琐了。
早朝过后，开始经筵活动，一帮重臣先要三叩九拜，由专人引导依次上殿。然后两个讲官给皇帝行叩头礼，分列两侧。
接着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上前帮皇帝打开书。讲官讲完后，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
讲课结束后，皇帝要御赐大臣酒饭，官员们行完叩拜礼再去吃饭，吃完后还要回来向皇帝谢恩。
至此，这场经筵活动才算结束。
是不是太隆重了些？如果像朱元璋时那样天天开，不累死嘛！皇帝要接受那么多人的依次行礼，还要等大臣们吃完饭回来行礼。再说很多制度先帝们早已定好，自己谨遵祖制就够了。
对明朝初期有着积极意义的经筵活动，到了明朝中后期，成了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
03文臣借经筵活动攻击政敌
虽然皇帝们越来越讨厌举行经筵活动，但文臣们却乐此不彼，不仅有兴趣，甚至是相当积极，原因自然是涉及利益。
能参加经筵活动的官员首先要够品级，也就是说有资格参加的官员都是重量级人物，或是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无论是主持活动的官员，还是讲官。
可以想象一下，官员们一定都争破脑袋想参加，因为能参加上意味着官运亨通。
不仅如此，经筵的积极意义变了味，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益激烈，经筵竟然变成了文官们攻击政敌的战场。
文官们常常以讲学为名，多讲些国家大事和个人的政治主张，或是挑一些无关痛痒、好听的内容来讲。
因此，经筵活动对皇帝来说，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借鉴意义，变得越来越无趣乏味。皇帝们越听越讨厌，越来越反感。
除了经筵，皇帝的日常教育还有日讲，所不同的是，一个规模大，一个规模小，日讲是经筵的补充。
经筵的地位每况愈下，而日讲的地位则扶摇日上。
相对来说，日讲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几乎全凭皇帝的喜好。
因此皇帝想学习，或者想和大臣们探讨治国策略，并不一定要通过经筵活动。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召见自己亲近的大臣，来给自己日讲。能参加日讲的大臣，都在皇帝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文：十里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