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开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
17、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中国士大夫广泛接触，一方面促进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学术界也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近年间，两者之间的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典籍打开欧洲新视野
他们用欧洲的语言翻译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逐步地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年在巴黎被翻译和出版，导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以及宋明理学所重视的《易经》，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后面要翻译的《四书》做了总体性的介绍和铺垫。之后是对《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译文的后面是《孔子传》，其中附了一张孔子的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孔子身着中国古代传统的服装，手拿一牌，后面的背景结合了孔庙和西方图书馆的风格。这幅孔子画像是当时欧洲人见到的第一幅孔子的画像。孔子画像后面是传教士柏应理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年表》和《中国地图》。这份年表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7、18世纪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计人，他们大多数成为了御用的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园林设计师等，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他们向欧洲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并且带去了中国的工艺品，这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别。“西学东渐”在当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了少数中国官员和上层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中学西传”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在18世纪，中国正好处在了“康乾盛世”中，而欧洲仍然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时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将一幅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立刻引来欧洲无比的惊羡。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年间，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人对中国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公元年，曾有欧洲人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出名。”
中国风物成为欧洲新时尚
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大致可以分成俗和雅两个层面。
所谓俗也就是浅层的，指的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于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的商品，收藏中国的器物，了解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建筑、园林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有的时候会出现某些误读。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甚至带有一些不太理性的成分，所以它的特点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一种思潮，往往有从众和随大溜的心理。
所谓深层的雅的“中国热”，指的是在欧洲的学者、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对于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