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11日电题：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关系？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作者韩禹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记载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国的制度血脉、社会理念与民族精神。
贤能体制在中国如何流变与传承？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何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以政治经济学角度视之，中国的贤能政治传统，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有至关重要作用，并成为重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历史资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传统有何发展脉络？
姚洋：理论上讲，中国的贤能体制可以追溯到儒家学说。孔子、孟子都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和能力。孔子自己也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他当鲁国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堕三都”。当时鲁国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族势力强大，家臣经常犯上，冲击鲁国政治秩序。孔子认为应当有一种更开放的体制，把有学识、有能力的人举荐到政府。所以他办学堂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学而优则仕”。
▲曲阜孔庙杏坛，为纪念孔子讲学而建。杜飞豹摄
“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一度受到批判。但在封建时代，社会崇尚“血统论”，实行“世卿世禄”制度。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瓦解，士人阶层开始出现。有一定知识水平、具备一定视野和能力的人参与政府管理，显然是合理的，这种贤能政治实际上有很强的先进性。
孟子更加注重统治者的德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谈到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给君主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儒家之外，墨子真正提出了选贤任能。墨家主张“兼爱”，这必须由政府选用有能力的人去践行。
从制度来看，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了军功爵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选贤任能。立军功者，都可以享受爵禄，不问出身门第，完全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度。
西汉，儒家一统天下，董仲舒更多保留了儒家的事功学说，在其影响下，选贤任能逐渐制度化：西汉虽无科举，但有举孝廉、办太学——实际上太学在西周就有了，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西汉太学接受有能力的平民子弟。当然，贵族子弟可以直接留在中央等候皇帝任用，平民子弟须回到家乡等待被地方官员选中。这是当时较为开放的荐举制度，到了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至唐宋基本完善。这项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真正把贤能之士选拔出来。到了明清，科举制度走向封闭，变成了束缚力量，而非开放系统。但整体而言，这样的历史传统，一方面使中国逐渐培育起准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流动性。
▲游客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观看“金榜”。王跃武摄
中新社记者：“政治锦标赛”是解释当代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理论吗？中国的官员晋升是一场绩效竞争吗？
姚洋：对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多持怀疑态度。我记得几年前到斯坦福大学去开会，讲到当今中国政治体制里的选贤任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立即打断说“你没有证据”。
还好我做了实证研究。我们收集了从年到年中国所有地市级及以上官员的数据，今年计划更新到年，可能还与其他团队交换一下，补上县级数据，从而建立起中国县级及以上官员的全样本数据。
从数据中我们发现，选贤任能在中国是有呈现的。譬如，针对当过地级市市长或市委书记的样本，我们测度其就任履职期间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用这个能力预测他未来的生涯成就(careerachievement)，发现官员在做市长或书记时经济发展能力强，十几、二十年后他在政治上就走得更远。这说明该体系总体而言是选贤任能的。我也和相关组织部门聊过很多次，他们给我的信息是，提拔是选贤任能的，考察指标是综合性的，不只看经济表现。但做研究总要找到能测度的变量，经济表现是最容易测度的。我也相信，官员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方面能力也不会太差。
▲福建省上杭县蛟洋工业区。钟欣摄
但是提拔任用时量化官员绩效，不是一个好选择。经济学里有个著名定理——“多任务代理定理”：当政府官员面临多任务时，他们会把更多努力放到可测量的任务上，对那些不可测量的指标就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