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标志郑簠书法走向成熟的作品
苏迅
苏迅，70年代生于江南小镇，壮年进城谋生，先后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从年开始文学创作，于多家报刊发表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海外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等转载。多年从事江南文化和中国玉石文化研究，有数十万字研究论文发表，曾获省市社科奖项。现居江苏无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近日偶尔买到一本旧书，年荣宝斋出版社“美术学博士论丛”之一薛龙春教授所著《郑簠研究》，翻开一读，有了惊喜：鄙藏《郑簠法书真迹六种》册页居然是本著作很重要的论据资料。我的书法藏品，早在十多年之前竟然就在专业学术著作中反复著录了呢。
薛龙春教授《郑簠研究》认可并吸收了本人多年之前对此书法册页的价值判断：“康熙丙辰（年）郑簠北游山东、北京等地，手拓并购求汉碑，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行。”而这本册页正是这次北游期间写下的墨宝，题跋中留下了大量历史信息。这些信息都可以在柳堉、朱彝尊、孔尚任等名士与郑簠的酬唱诗文中得到印证。
郑簠（——年）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是活跃于康熙年间的著名书法家。郑簠行医为生，以布衣终其一生，因此有关他的生平史料非常稀见，甚至有的研究者感叹：“很难通过他的生平史迹对其艺术历程加以阐释。”郑簠集数十年之功摩挲汉碣，最终创立了别具一格的“草隶”书体，这种书体除了流美以外，还有拙、涩的成分在，并参用行书法，使笔画线条流畅、自然。清人梁巘《论书帖》说“郑簠八分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正是指此。这种秀中见拙的书法在清初的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使郑簠与金农、郑燮都成为融合碑学与帖学的早期成功典范。由于郑簠探索碑学较早，他的艺术实践给后人的启迪就具有尤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阎若璩（－年）甚至称郑簠为书坛“圣人”，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并而列之。
对于郑簠书法的分期，研究者马季戈先生在《郑簠的隶书艺术及其影响》（见《书法丛刊》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顺治17年（）至康熙30年（）年的大致30年间，也就是郑簠38岁到69岁的这一时期，他的隶书风格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从郑簠存世作品来分析，大部分作品集中在康熙20年（）到康熙30年之间，这10年是他晚年创作的鼎盛时期。自顺治17年至康熙9年的10年属于他创作早期，再后的10年是为中期，由于这两个时期存世作品罕见，因此可以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一个时期，将郑簠的艺术创作粗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存世郑簠的前期作品中较可靠的，仅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创作于顺治17年的《隶书五言诗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创作于康熙8年的《临曹全碑等卷》和康熙18年的《隶书诗扇》等十数件而已。《隶书五言诗扇》录五言诗一首，末署款：“庚子八月上澣书似伯翁先生。谷口郑簠。”此书法清劲拘谨，尚缺乏飘逸之态。《临曹全碑等卷》书写规整谨严，全系临写而非创作，虽沉贯有力，但依然没有飞动之感。
郑簠晚期书法存世较多。
《郑簠法书真迹六种》是衔接郑簠书法早期和晚期的重要物证，虽为临写而非创作，但与《隶书五言诗扇》相比，已经明显生动活泼，具有“草隶”的独特用笔方法在里面了。因此可以说此册作品是郑簠书体逐步成熟的代表作，对研究其书风流变具有很高价值。除此之外，《郑簠法书真迹六种》的更可贵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钩沉了郑簠前期使用的别号和书馆号。此册款识行书楷书俱全，可以看出郑簠的书法最初是取法帖学，而且写得一笔文征明一路的好字。由此可以更明确地看透，郑簠晚期书法是隶书中柔和行书笔意，而行书中又融合进了篆隶笔意。更主要的是，此册款识纪录了郑簠前期使用过“书痴老人”、“良常山人”（《临礼器碑》）、“退谷老人”（临大篆“吉日癸巳”）、“痴汉”（《临孔和碑》，双关）等别号，并使用过“古心堂”书馆号（临大篆“吉日癸巳”）。
第二，左证了郑簠书法取法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郑簠为研习书法，搜罗天下汉碑，不遗余力，终于在隶书创作上取得了很高成就。近人马宗霍《书林纪事》载其“家藏古碑，积有四厨，摩似殆遍。”从此册书法来看，郑簠的确对汉碑射猎甚广，而且对篆书也有研究，这在清初时期是极少见的。一般人们都认为郑簠的书法主要取法于《史晨碑》和《曹全碑》而尤得力于《曹全碑》，在此册书法中也有很好说明。
第三，弥补了郑簠交游情况和行踪无据的不足。此册书法的款识内容丰富，忠实纪录了丙辰（康熙15年）他北游的经历：小春朔日作客于金台（河北易县东南）；仲秋时节道经山东曲阜游览孔庙，“摩挲汉碣，手拓数种”，临写汉碑赠送给盛斯社先生；秋末客游北京，访问孙茂叔兄弟，孙氏将家藏碑拓供他“把玩”。值得一提的是，款识中提到的孙氏兄弟的“令先君北海先生”，就是明末清初鼎鼎大名的收藏家孙承泽(-)，原籍山东益都，世隶上林苑籍，实际上是个北京人，崇祯四年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事中。１６４４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他自杀不成，即任大顺政府的防御使，又改任谏议。清兵入关，顺治元年他又当上了吏科给事中，后来历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务。仕明、投李、降清，他的经历和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龚鼎孳一样，都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清政府一度也不太相信他们，于是后来孙就“老病告休”近２０年，主要著书立说和收集典籍。孙承泽在北京有好几个住处，如金鱼池、樱桃沟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名胜。但他主要住在前门外臧家桥西，通常叫做“孙公园”。他在这里藏书很多，建有“万卷楼”，上下共１４间，存放他费心收集来的书籍。丙辰年郑簠到北京的时候，孙承泽刚去世，孙氏兄弟取出藏碑让郑簠研习，所临写的这大篆“吉日癸巳”还是北宋以前拓本。可以确定，郑簠当时在曲阜和北京是见识了许多汉碑和名拓的，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可以判断，这次北游对郑簠的书体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郑簠法书真迹六种》以其内涵丰富、形式罕见、创作时期早而极具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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