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思想成为了统治主流，历代君主莫不尊崇，孔子的地位也因此得到质的提升。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以少数民族入关为中原的新统治者，深知若不以汉治汉，必不能成功。
因而，自皇太极以来，主政者都强调儒学的重要性，都对孔子敬谨尊崇，特别是康熙皇帝，他以崇儒重道为国策，并积极、虔诚又持之以恒地宣扬三钢五常学理，敬拜孔子。但清代诸帝中，雍正帝的尊孔行为似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雍正帝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又从其父的治国实践中了解了儒学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神化后的好处与效果，他自己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尊孔这个题材他绝对会重视并善加利用的。
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雍正帝对礼部降谕说：
“历代帝王各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圣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元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间，犹以王系臣爵，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问诸大臣具奏。”
雍正既然这么说了，大臣们也乐于遵办，于是孔子的五世先人就这样由前朝所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这是雍正帝尊孔的第一步。
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雍正帝去太学行礼，他亲自到了国子监，拜谒了孔子像，行释奠大礼。三月初四日，雍正帝位庆贺诣学礼成，在太和殿赐茶招待王公大臣与衍圣公、祭酒等人，并又在景运门外拜桌赐食品给孔、孟、曾等五世后裔六十六人，事后又赐墨宝、貂皮等物给衍圣公等人，以示皇帝崇儒重道之意。
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衍圣公奏报山东孔庙火灾，雍正帝闻讯，心中警惕不安，认为是他“尊师重道之诚，未有至欤”，所以他要减膳撤乐，并且要去国子监与文庙祭奠。他立即下令工部会同山东巡抚择日兴修孔庙，并说修成之日，他将亲自行礼。同时，他又觉得全国臣民都避讳他的名字“胤禛”二字，而对于孔子的名讳，则历来相沿不改，这又是令他深感不安的，所以命令大臣们说：
“尔等会议，凡各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至于常用之际，于此字作何回避，一并详议具奏。”
经过大学士、九卿会议，最终将孔子的名字“丘”字写作了“邱”。雍正四年八月初，雍正帝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直接把孔子尊为自己的老师了，在你《起居注》中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
“初八日，早，上躬诣先师孔子庙致祭，礼毕。上谕：礼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孙柱曰……仪注内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日跪献，非悮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将此谕众知之，尔衙门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
可见雍正帝打破传统，在祭孔时向孔子行跪拜礼了。自古以来，帝王没有如此谦虚与恭敬地对待孔子，特别是极为自负的雍正，竟然虔诚到这种地步，真是出人意外。
雍正五年，皇帝又下令规定每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各地禁止屠杀，天下人要虔诚斋肃地礼拜，典礼的规格要与纪念他父皇康熙诞辰一样隆重庄严。以往孔子圣诞的祀典只属于中祀的等级，现在改升为大祀，这也是雍正尊孔的另一项表现。
雍正八年，曲阜孔庙大殿复修完工，雍正帝了解到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够光宠后，下令特设执事官，并赐三品及四品官爵。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家子孙内挑选，报送礼部备案。
这一年雍正帝因生病在京，无法亲自到曲阜参加落成大典，乃特派皇五子弘昼等人代表他取举行告祭大典。此外，雍正帝又命殿内所有器皿，一概由宫中颁发，不能显寒酸，据说为此又花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那么，雍正帝为何如此尊孔呢？他自己讲过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解释：
“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辩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辩，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
可见，雍正帝极力尊孔是有其政治功利性的，三钢五常能遵行，人人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皇帝当然就是“受益者之尤”了。